1978年时，中国有2.5亿农村贫困人口。当时有外国人预言，中国无法解决众多农民及城镇人口的吃饭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到2000年底，我们将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了3000万以内，广大的农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奇迹。前二十年的农村扶贫工作值得充分肯定。我们的目标是不仅要让这些贫困人口脱贫，还要让他们提高收入，进入小康生活水平；并在新世纪中，实现其现代化的生活水准。这样，需要从经济学分析入手，对过去的一些扶贫方式、成本和效果，以及未来扶贫的思路，进行深入的思考。
　　从过去扶贫的方式看，一是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搞水利设施，开垦土地，有的地区为农户建设半亩温饱田；二是村村通路、通电、通水，有的山区甚至户户搞“三通”，改变农户的出行、照明、饮水等条件；三是在农村建立科技、农机、种子、畜牧、水利、医疗、计生、广播、文化等站点，传播信息和知识，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四是在贫困地区加大教育投资，特别是建设希望小学，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智力扶贫；五是一些地区发放小额信贷，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为农户购置牛羊、种子等生产资料，或者修建水利设施等，帮助农户进行生产投入；六是政府对贫困地区实行转移支付，动员全国各地政府、企事业单位、居民捐助资金和物资，对困难地区补助，特别是对困难户进行救助。这些措施毫无疑问，在2.5亿人的脱贫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经济学总是要讲一个成本，还要看一个效果如何。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笔者曾经到某地区调研，在土质差、易流失、坡度大的山上，分布着许多农户，政府从山下往山上修路、拉电，并寻找水源，修上自来水。由于农户与农户之间分布较远，需要修的路网较长，工程量较大；拉电的电线杆子多、线路长，中间还需要多个变压器增压；自来水也管线长，有的地方需要修水池和加水泵，增量加压；政府还给每户帮助建设了半亩温饱田，保证农户不发生吃饭危机；一所希望小学，由于学校半径农户较少，上学的学生不多；距离很远的几个村子，合有一个邮电所，一个储蓄所，一个医疗站。
　　从扶贫的成本看，分散地给每个农户修路、拉电、通水，由于距离太长，投资成本太高；输电由于网络太长，电的线损耗很大，大约为50％，甚至更高一些；水池、水泵需要运营，要支付人工、电力等费用；道路、电网、水管都需要常年维护，需要开支一笔很大的维管费用。许多设施在扶贫时，进行了建设，等到若干年后，由于没有维护费用，破损和老化严重。一些绝对极端的地方，实际上政府无偿地供应粮食给这些农户吃，都要比投资如此高昂的费用合算得多。
　　关键是收益太低：投资坡地，平整土地、修水利设施，农田投入很大，如果将这些政府投入在产出上进行分摊，产出粮食的成本很高，净利润很低，或者没有净利润；一所希望小学，没有多少学生上学，学校的相对固定成本很高；农村学生毕业学历越高，越向往城市工作和生活，贫困地区教育投入形成的初中级人力资本，流向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形成其便宜的劳动力；邮电所、储蓄所、卫生院等，因业务少固定成本高、利用率低，大部分亏损；小额信贷由于发放规模小，每笔支付成本较高，而且由于农业产品市场的不稳定性，风险也较大。
从效果上看，虽然农户脱贫，但是带来一些问题：农民由于有了半亩温饱田，不思流动和外出务工，更加依赖土地；居住在山上，小农观念不能得到改变，商品、核算、市场、创业等意识很弱；由于山里农民交往通婚的范围太小，人口生育素质得不到提高；农民对政府和社会的支援形成依赖感，自力更生和吃苦耐劳精神弱化；甚至由于温饱解决、生育成本和机会成本很低、医疗条件改善，加上山大沟深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大，人口增长却很快，耕地有限和人口过多的矛盾越来越大；一些山区路修进去和电拉上以后，山上的树被砍伐，一些矿被滥开，以前山青水秀的生态环境反遭严重破坏。最关键的是，虽然农民目前可以吃饱肚子，但是下一步农民怎样增加现金收入，怎样提高生活水平，怎样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小康社会，靠上述扶贫方式无法解决。如果政府想依靠成本这样高和收效这样低的巨额投入来实现广大贫困地区的小康和现代化，从财力上看是根本不现实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不得不使我们静下心来思考，我们这样的扶贫合不合算，扶贫到底最后要得到一种什么效果？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原理，有以下解决贫困的思路。 　　
首先是不适合于人类发展地区的人口流动到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去，由于资源、地理、气候等条件，人口经济容量太小的地区要向人口经济容量大的地方流动。发展经济学上人口的空间容量和经济容量是两个概念。空间容量是人口的地理密度，经济容量指人口能得到就业机会的程度大小。空间容量大的西北、西藏地区，经济容量不一定大。由于过去我们把人口的空间容量与经济容量混为一谈，进行过将东
部地区的人口向西部迁移、将城市的人口向农村迁移的决策和实践。实际上效果并不好，甚至是失败的。而改革开放后，人口空间容量大的农村和西部，其人口向空间容量小的城市和东部流动。如果四川、云南、贵州、河南、安徽、江西等省在外务工的农民如果不出去流动，还在当地农村，可能国家扶贫的任务更重，当地生态环境被破坏得更严重。 　　
其次是收入低的地方的人口向收入高的地方流动。从经济学上看，产出低的地区，劳动力剩余，收入低，再将更多的资金投入与剩余的劳动力结合，由于土地有限、运输费用高、规模效益低，是不合算的。经济学上称边际收益下降，甚至可能为负。这时，只有收入低的劳动力流向收入高的地区，一是形成收入高地区的便宜劳动力，可以抑制这些地区工资上涨过快，增强其市场竞争力；二是收入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流动配置到收入高地区，说明这些地区需要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得到较充分的利用；并且获得劳动报酬。流动对双方都有利。
　　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和外出务工，获得收入，寄回家乡，使国民收入在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进行再分配。如果这些务工人员，在积累一定资金后，回乡在县城办企业和购房，则是生产经营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而且，外出务工，在流动过程中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学到了手艺、增强了技能、提高了智能，实际是贫困地区较为经济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方式。其效果要比兴办希望小学好得多。
　　再次，经济发展过程中，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分散和规模太小的经济，是一种投入很高、收益很低的发展方式。从制度经济学上讲，分工和协作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增加了效果费用；而聚集和规模化生产，反过来降低由于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效果费用。因此，分工和协作必然伴随着集中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出现。因此，人口从满山遍野分散的居住，要变成村子，减少了信息交流的成本；当商业和手工业从农业分工出来后，出现了集镇，人们到集镇上交换，工匠们到集镇上生产，比在各村里其交易成本大大减少。工业出现后，一些生产要规模化进行，以降低固定成本，各种不同的生产要距离很近，这样协会可以减少运输和交通成本。而且人口集中后，给工业提供足够容量的市场，人们不能违背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原理，硬是要将上述经济原则反过来，把集中的资源，投入分散和小规模的经济中去。
经济发展思想史上，刘易斯曾经主张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转换，即农村农业社会转型为城市的工业社会，实际就是要把分散和小规模经济变成集中和大规模经济。后来，托达罗反对，他的政府含义是要重点发展农村。但是，从投入产出看，代价太大。从中国的实践看，效果也不理想，并且后果不良（见笔者在2001年3月号《经济研究》“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相反的政策含义”一文的分析）。还有一种分歧是经济伦理学与经济效率学之间的争论；对一些分散居住的贫困户，通路、通电、通水、修上希望小学，建半亩温饱田，从经济伦理角度看，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从经济效率看，可能不合算；而且长期依赖，没有竞争意识和竞争力，会与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效果反而不佳。一些农户出外务工，背井离乡，虽然辛苦一些，但是学到了知识和技能，转移了过剩地区的劳动力，成了城市和加工工业区的便宜劳动力，增强了其竞争能力，从经济发展上看是合适的。 　　
政府要聪明起来，一是不要干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比如人口集中城市化是一个规律，你却要将城市人口农村化，或者不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这就是违背规律的事情，会受惩罚的。越是贫困的地区，越是需要人口向外流动。二是要有长短期成本、收益和风险观念，不要干代价太高而收益不大，甚至从全局和长远看得不偿失甚至有害的事。
　　因此，在贫困地区发展经济，进行扶贫，一是要引导人口集中，将分散居住的，变成村子；村子往公路旁搬，将小村子变成大村子，将大村子变成小镇，将小集镇再变成大城镇；获得聚集效益。二是要鼓励人口外出流动，人口外出政府不要收费，即降低人口外出流动的成本；外出务工的，在外学了技术的，挣了钱的，也可以评为劳动模范。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一部分，一部分耕地向种田户转移，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在这个前提下，三是国家还要对贫困地区进行开发性扶持。这才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发展经济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