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安排要考虑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区别和成效，要处理好经济政策的社会化和社会政策的经济化问题

　　惠农政策要适时调整和优化

　　主持人：本报记者 刘鸿燕

　　嘉宾：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邓大才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比如，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积极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源投向农村，以及拓市场、拉内需、保增长的汽车、家电、农机下乡等政策。这些惠农政策为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农业发展方式、农村社会经济状况和发展阶段的转变，国家惠农政策及其结构需要根据这些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和完善，力保惠农政策持续惠农。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提出，要“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今天，我们请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邓大才教授，和我们一起谈谈这个问题。

　　主持人：邓教授，您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自2006年启动了“百村十年观察计划”，作为该计划的实施负责人，您和同事同学们已对全国258个村、4000个农户跟踪调查了4年，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从您所掌握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家惠农政策有无调整的需要？

　　邓大才：近几年，国家出台了不少惠农政策，这些政策大致可分为4类：一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利民政策；二是拉动内需增长的经济政策；三是促进农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四是解决农村问题的社会政策。这些惠农政策很受农民欢迎，赢得了民心。但随着时间的推进，惠农政策越来越多，政策之间配套、组合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惠农政策的战略性、战术性结构调整也极为迫切。

　　我认为，惠农政策的转型和结构调整，首要的问题是明确政策性质、政策目标，再根据农民的需求及宏观经济形势和政治、社会环境及时评估和反思，促进政策转型和结构优化，实现政策效应的最大化。政策调整与优化首先要处理好短期应急性政策与长期基础性制度、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与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解决民生的政策与夯实农村发展基础的政策这三对关系。

　　主持人：怎样才能处理好短期应急性政策与长期基础性制度的关系？

　　邓大才：有些政策是短期性的应急性政策，如粮食补贴政策是解决阶段性粮食安全的政策；生猪补贴政策是促进生猪增长的政策。建材下乡、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政策是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这些政策具有阶段性、应急性、调控性的特点。应急性政策见效快、推力大，能够迅速得到农民拥护，赢得民心。新农村建设政策、公路硬化政策、农田水利设施和中低产田改造政策等，属于长期基础性制度，具有基础性、长期性、前瞻性的特点，基础性政策持续时间长、见效慢、贡献大。

　　政策性质不同作用就不同、农民的需求也不同，合理安排应急政策和长期制度，特别是要考虑应急性政策的时效性，根据预期目标及时调整。如果应急性政策对经济有持续的拉动作用，可以考虑转化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如应急性的建材下乡我认为就可以考虑长期化。

　　主持人：拉动经济增长与促进社会和谐政策的实施，事关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稳定大局。要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您有何见解？

　　邓大才：在众多的惠农政策中，不能将所有的政策同质化。虽然惠农政策都可以利农，但政策性质不同，效果也会有差异。

　　比如建材下乡、家电下乡、汽摩下乡等政策就属于经济激励政策，粮食、生猪补贴和结构调整政策属于产业政策，这类政策相对比较单纯，也比较好操作，能够享受到政策好处的只有部分农民。新农合、新农保、新农村建设中的公路硬化、村庄建设属于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是一种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属于普惠式政策，它是农村稳定的基础，也是农村和谐的前提，一旦形成就能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这类政策相对比较复杂，操作难度大，见效时间长。

　　因此，政策安排要考虑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区别和成效，不能将经济政策视为社会政策，也不能将社会政策当成经济政策，要处理好经济政策的社会化和社会政策的经济化问题，还要着力解决农村社会政策严重短缺和供给不足的问题。

　　主持人：解决民生的政策最容易被实施对象眼见为实，对农民的影响最直接、最具体、最容易被验证，而夯实农村基础的政策让农民体会、感觉、受益到的时间比较长，农民也不容易立即验证。您认为怎样的政策才能长久赢得民心？

　　邓大才：近几年国家从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的角度，出台了不少民生性政策，比如危房改造。但必须看到，民生性政策是“授之以鱼”，不是“授之以渔”。“授之以鱼”能够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解决农民的暂时困难，也能够改善生活质量，还能够获得民心，赢得农民的拥护。但民生性政策毕竟不能培育农民的增收能力，不能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也不能增强农村的发展后劲。因此，这就要求处理好民生政策与发展政策的组合、配套问题，既要有民生性政策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赢得民心，更要考虑农村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目前可以考虑推进民生性政策转型，提高政策成效和结构效率。

　　处理好上述三对关系的关键就是要与时俱进，根据农民的需要，根据经济社会政治形势，把握好政策出台的时机，把握好政策转型的时点，及时推进惠农政策转型和结构调整。

　　主持人：请您从所掌握的基层农民的视角，谈谈惠农政策需要做哪些调整，让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惠农？

　　邓大才：根据我们近几年大规模的基层调研，我认为当前惠农政策应从战略性、战术性两个层面进行调整。

　　推进战略性政策结构转型。战略性的结构转型就是要调整四大类惠农政策的比重和结构。首先要从关注民生型的惠农政策转向关注能够增强农村发展后劲、促进农业增长的基础性制度。在调查中，农民希望国家能够实施“技术下乡”，让农民能够跟上农业技术创新的步伐，以技术提高生产力，以技术增收。其次要从注重经济性惠农政策向注重社会性惠农政策转变，虽然现在已经有了新农合，但农民提出了更高要求，认为新农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就医难的问题，要求实施新一轮的“医疗下乡”。最后农民希望惠农政策能够改善生活质量、改善农村卫生环境，为此强烈要求“环保下乡”、“卫生下乡”。这些都要求国家加大能够促进农村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出台的力度。

　　推进战术性政策结构调整。推进战略性政策结构转型不等于减少或者取消民生性政策的安排，而是要求后者也要进行战术性的调整。首先农民希望国家能够实施“服务下乡”政策，特别是经济比较富裕的地区、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农户要求比较强烈。因此民生性惠农政策要从“硬件惠农”，转向“软件惠农”。其次农民盼望“文化下乡”，包括文化、娱乐、体育、保健等产品、服务，也能够纳入下乡系列，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显然，农民在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希望国家出台能够提高生活质量、提升幸福指数的下乡政策。再次农民希望能够提升增收和经营能力，农民反映“打工没有技术、经营没有本钱”，希望国家能够推动“培训下乡”、“金融下乡”。另外，农民期望民生性惠农政策更加精细化、人性化，这就要求惠农政策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的需求，因地制宜推出适销对路的下乡产品，不能将农村“消费市场”变成“消废市场”。

　　另外，国家也要考虑以惠农政策促进产业政策、消费结构转型。一方面，惠农政策是发展的“杠杆”，国家要通过惠农政策引导企业和地方政府淘汰过剩的、落后的、过时的产能，及时推出节能、环保、生态、人性化、乡土化的下乡产品与惠农政策配套。政府在招标时就要鼓励竞标企业将符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两型社会、低碳经济要求的产品优先下乡，引导企业淘汰高碳经济产品。另一方面，惠农政策也是一根“指挥棒”，要发挥引导消费的作用，引导农民转变消费结构，鼓励农民消费节能、环保、生态、低污染、低排放的下乡产品，鼓励农民消费具有一定知识和科技含量的新型产品，如电脑、宽带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