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国外贸出口的农副产品绝大部分是初级产品，业内戏称为“从地头奔外头(海外)”。那么，是做农副产品外贸的不如搞“ 外贸服装”的同行，不懂得提升附加值多赚些钱回来，还是有别的原因？
就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日本大学农学博士王兢，随后把王兢就这一现象的谈话整理成文，以飨所有关注我国农副产品贸易的读者。
追求附加价值积极性不高的制度原因在我国出口农副产品不需要配额的，以大蒜为例，第一种是经过干燥处理的，第二种盐腌的，第三种醋泡的，第四种是冷冻的。因为这四种大蒜都是彻底地消除了产品本身的殖育能力，不能做种子了，在检疫检验方面容易通过。这四种是不需要配额的，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公司或组织想卖多少就卖多少。过去我在一个小型的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因为它有独立的进出口权都可以做。但是，鲜蒜是需要配额的，这个配额一般的中小型公司根本拿不到。
在我国现行的外贸机制中，配额问题是所有不能兼当裁判员的运动员们的“痛”。他也不是说不让你拿，你得掏钱，得从倒卖配额的“二道贩子”那里求购。如果你的鲜大蒜一年出口是50000吨话，这50000吨的配额原来在外经贸部的配额管理局管理，现在他全都批给某大公司了。你想拿，他也不说不让你拿，你拿也行，得1吨交400块钱。1吨交400块钱就压根没法做，那个利润空间没有了。除了配额生意以外，这家公司还可以以最低廉的价格收购到各个农业区的农副产品，然后通过它的外贸进出口权出口赚钱，别人根本无法跟它竞争。
举个例子，在国际上大蒜需求量较大的是中东地区。中东地区限于自然条件不能种大蒜，但是当地居民吃大蒜。某大公司利用配额发放的特权创造出了没有竞争对手的局面，那么它就可以让别人卖不成。另一方面它再压低国内农副产品的收购价，以最低廉的价格收购，然后在几乎没有人竞争的情况下出口。在一进一出的过程当中，它就获得了巨大的利润。那么它还有什么兴趣做产品的增值，去赚附加值呢？没有竞争对手的生意当然就没有把外贸做深做透的压力，只是满足于做初级产品的出口，和国际上的同行相比，意识真是差很远。
作为一个纯粹的贸易商，我们国家的公司还都不能真正达到国际水平。一个好的贸易商在把一个初级产品拿到手以后，他要想方设法的提高附加值，好在卖出去以后获得最大的利润。那么如何提高附加值呢？无非就是引入工业和服务业的手段，多一些中间环节而已。比如说牛奶，在蒙古草原上收购一公斤牛奶才几毛钱，用专门的纸盒子包装一下，然 后到超市里就可以卖5块钱。实际上这个纸盒子值3毛钱，牛奶1块钱，再加上运费，是1.5元的成本，可以卖5块钱。为什么利润空间可以扩大这么多？因为有了附加价值。就这么一个纸盒子，做到了完全不透气包装，价值就可以上升很多。那么在我们的农副产品向国外出口的初级产品里，有多少是我们完全可以去追求更大的附加值的？
但现在，我们是管配额的没动力，买配额的干着急。这就大大影响了我国农副产品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所以，我个人认为，我国农副产品的贸易机制真的是不理想，很有必要借鉴一下在这方面比较完善的一些国家的做法。
农副产品外贸领域的空白填补者姓“外”实际上我们不能做或者做不好，不等于别人不去做。在山东，就有许多日本的外贸公司专门跑到中国来为我们“填补空白”。他们具体干什么呢？穿串。
我们中国人爱吃羊肉串，日本人一般不吃羊肉串，他们的生活习惯是吃菜串。比如说在竹签上穿上胡萝卜、黄瓜、大葱、蘑菇等等这些加工成段的东西，当然也有鸡肉串、鹌鹑蛋串之类的。就像我们中国人爱吃小吃一样，日本人也好这一口。他们晚上一下班就上夜市去吃。夜市里一排排的“屋台”。屋台就相当于夜市的小摊位。一位位日本摊主推着小车，车上边有个棚子，像房顶一样的，所以叫“屋台”。夜市街上停着好几十、上百个小屋台，屋台前有一条小板凳，食客坐上去，说一声“来两个烤鸡肉串，三个烤大葱串”，然后就着日本酒一喝，就当是宵夜了。
实际上这些“屋台”的经营者们并不自己去穿串，这方面有专门的供应企业，专门穿好了供给他们，很省事。这些供串公司都在那里呢？在我们中国的山东。
日本企业穿串为什么不在本国做呢？他为什么不在市场上买到中国出口到日本的葱，加工一下不就完了吗？但实际上没有一家日本的公司在本国做加工，全跑到中国来了。它们穿好了以后直接向日本出口串。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劳动力太贵，穿串企业算是小本生意，在本国他得一个月付雇工几十万日元，在中国他甚至可以一百来块人民币就雇到人。算一下账，我们就能明白：在国际贸易领域做不做附加值，大不一样。比方中国的外贸公司在老百姓那里收购大葱，这一根大葱多少钱？ 3分钱都不到。他卖给日本人时，这根大葱可能就是两块钱了，外贸公司就感觉赚到很大的利润了。可是这根两块钱的大葱，要是切成段儿，就能切成20个段儿，这20个段儿起码能穿5个串，一个串至少能卖5块钱。这就等于两块钱的一根大葱穿串之后就变成25块钱了。
同样的大葱从我国农村收上来是3分钱，做初级产品卖到日本是两块钱，但是附加值可以让它再变成25块钱。这其实是国际贸易领域一个很简单的手法，但我们却只能让日本人到我们的家门口来赚这笔钱。所以日本的穿串公司没有一个在日本本土穿的，全跑山东来了。他们跟县长一握手，跟县委书记一拥抱，然后大家举杯喝酒，齐了。外资来了是 不假，外资企业在山东雇一个人最多500块人民币一个月，在日本雇一个人至少2万块人民币，他肯定上这里来做了。
在中国买初级产品便宜，人工也便宜，即便运费高一点，他也赚得更多。也就是说，这个空白点最终让进口国的商人跑到出口国家里给开发了。而且这还不是什么高科技，只是简单的人工加工而已。
对一个中国做农副产品贸易的企业来说，穿串这事谁都能干，穿完了剩下的事怎么办？怎么卖出去？在任何农业地区，它没有那样的一个企业有管配额的权力，不可能直接和外商去打这个交道。它要想把串卖给日本人的话，势必要通过省里的进出口公司，或者通过进出口总公司。公司们又以最低的价格把“串产品”压到最低，几乎无利可图。何况， 公司们对这种事不屑一顾，因为他直接卖农副产品已经有了很大的利润了，他干嘛还费这劲？
我们还只是举了一个穿串的例子，还有很多这样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都姓“外”。他为什么蜂拥到中国来安营扎寨？因为这是一个空白点，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这个机会我们自己倒是看不上的不去做，看得上的做不了。大葱是中国人种的，串是中国人穿的，日本的企业到中国就有自行的出口权，自家人还得到处去讨出口权，讨到的代价是没利润了 做不成，这真是郁闷。
政策进一步放开和培养行业协会组织这个空白，就是以加工或者深加工去获得更大的附加值，是任何一个商业领域永恒的追求。正因为对更大利润永无休止的追求，生产力才得以不断地解放。这一点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所以WTO不仅仅要求我们向国际接轨，也同时要求我们发掘自身的生产力。
在山东可以穿大葱串，如果在西北不穿串还可以干别的。西北有一些山东不产的东西，比如枸杞。枸杞拿回到日本去，有不同的吃法。日本人要怎么吃它呢？他们会煲到鸡汤里面。我们就可以熬鸡汤啊。日本人紧张得一天到晚就睡 3个小时，他能回家熬鸡汤吗？有媳妇的能熬鸡汤，那还没娶媳妇的呢？所以我们可以把熬好的鸡汤浓缩，比如装进易拉罐。这样一加工远比卖枸杞挣的钱要多。一公斤枸杞卖多少钱，可是要这一公斤枸杞熬成鸡汤，做成易拉罐卖多少钱？
我只是举个例子，我国每个地区都有特有的农副产品，这特有的农副产品在贸易当中有可能找到机会。还没有机会的可以搞加工的话，也会创造机会出来。而提升我国农副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肯定是在于初级产品以外，要有加工，创造附加值。
这当中关键是政策的松动。我们同贸易搞得好的国家相比，不缺人，不缺钱，不缺头脑，缺的就是好政策。在农副产品贸易上，现在应当给它相对宽松的政策。农副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程度还是比工业品低得多。拿我们自己的例子来说，东南沿海之所以这两年能够发展起来，就是因为当初政策开放，你家生产一个触点开关，我家生产一个小变压器，然 后一组装，就出口了。农副产品也一样。我有个朋友，他的公司是做农副产品外贸的，专门出口板栗。他们把板栗炒熟之后剥掉皮，然后放在真空袋里面，每个袋子里装三四颗，然后卖给日本人人民币15块。我当时有点想不通，这么贵？日本人也认？这已经有点初级加工的意思了。
日本没有政策方面的高门槛，全放开。日本人想做国际贸易就去做，不用给一个外贸进出口权，任何一个公司都可以做，只要你能卖出去。我国这么卡，都是原来计划经济过程当中来的。现在我们打开国门，旅游可以，留学可以，干嘛做生意就不可以啊？卖不卖得出去，这是商业的问题，他赔了，他自然就不做了；他不怕赔，他就继续做，为什么不 给他权力呢？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台湾人，他说外贸这个东西很简单。我说那很简单吗？那需要掌握很多知识，需要相关的资源才行。他说在台湾不是这样的呀，想台湾当年，我们一个人拎着一个包，才认识三个半英文单词就出去了，转了一大圈儿，看见有外国人卖东西就上前搭话：这东西你要不要？两个语言不通的人用计算器鼓捣半天，有点意思了回来组织生产，然后再卖出去，还得不断提高附加值，这就叫国际贸易。可这在我们内地是不可能的。
我们农副产品贸易中，有些人搞不到商务签证，就拿着旅游签证出去卖货，监管部门还有什么办法？
可这样的散兵游勇出去瞎闯确实也是很没把握的。我们的政府和行业协会这些组织相比，是一头沉。政府庞大无比，什么都管；行业组织就那么一点，政府管不了的地方，或者不愿意管的地方，行业协会也起不到多大作用。于是这些地方就大鱼小鱼、虾米淤泥，一下子泥沙俱下，国际贸易成了满世界国际倒爷，正规的中国货无路可进，乱糟糟的东西 到处有。但如果有行业组织，来内部规范，行政管理通过它才能起到非凡的作用。所以软件上真应该为农民做服务，去引导他，帮助他，这是关键。因为一开始搞农副产品贸易的不见得知道哪个日本公司需要肉串，得有一个我们自己的肉串协会什么的，通报这些信息。所以说提升我国农副产品贸易的附加值，首先得向中小型企业放权，创造追求更高价值的动力与可能；其次要培养特定的行业协会组织，这样我国农副产品的标准化、优质化才组织得起来，才能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贸易大家庭。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农副产品的再加工、深加工才能蓬勃地发展起来，那么我国农副产品外贸中追求和提升附加价值才会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