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大国，近13亿人口中有9亿多居住在农村。研究和思考中国现实一切重大社会问题，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这是一句意蕴无穷的至理真言。中国历史上的兴衰治乱，离开了对当时农民状况的科学考证，就无法破解其中的缘由和奥秘。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如果不能恰当处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就会在迷茫中徘徊，大大迟滞其进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其中重要的一点在于制定出科学而有效的土地革命纲领，赢得了众多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因此，制约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最大障碍，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只有善待农民，中国才能有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未来。

　　一、农业的脆弱地位没有根本改变

　　由于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对农业的调节还很不到位，因此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不是主要由供求关系等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政策偏差和政府行为的不良偏好所决定的。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对农业投入的减少，直接导源于利益比较法则。当某些政策倾向和外部环境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农民就会采用一种特有的方式进行反抗。比如，缩减播种面积、撂荒、实行粗放管理、拒绝完成订购任务、与基层政府和官员采取不合作态度等。这种"反抗"的直接结果就是农业的停滞或生产水平的下降。中国粮食产量1996年突破5亿吨大关之后，出现了徘徊和减产的趋势，尤其近两年来减幅加大：引起了高层领导人的极大关注。他们担心粮仓里的储备粮是否确有其物，外出视察时要亲自查验，足见其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如履薄冰之心境。中国粮食一旦出现较大缺口，由于人口众多和交通不便的缘故，靠国际市场调节是没有保证的。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其基本立足点应放在国内市场上。

　　资源瓶颈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国有限的耕地却每年以上百万亩的速度急剧减少。建工厂、修公路、盖住宅、发展小城镇、遍地开花的开发区，大量挤占农用耕地。工业污染、生态破坏、环境恶化、洪涝灾害、过度放牧和掠夺式耕种，使大量耕地和草场越来越趋向贫脊和荒漠化。中国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数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减少。

　　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民由于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短期行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向农地投资。现有金融体系根本不把农民作为服务对象，农民即使有合理信贷需求也融资无门。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低，至使大量农用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村公共用品供给严重不足。

　　人力资源是发展农业的主体要素。农村劳动力过剩是一个总量概念，而从结构上看，有知识、有文化、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市场流程的新型农民却数量有限，极为稀缺。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状况不是向好的方向转变，而是朝着更加恶化的方向加速发展。农村的一流优秀青年，通过考学、参军等途径一去不复返。农村的二流青年进城打工，宁做"流浪汉"也不做庄稼汉。留在农村的三流青年，无心事桑麻，杂七杂八弄碗饭。剩下的主要是妇女和老弱病残，用他们瘦弱的身躯免强支撑起农村和农业这片天。

　　市场竞争考验着农业的今天和未来。在计划体制和普遍短缺状态下，增加实物产量几乎成了农业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于需求的约束使实物产量偏好风光不再。卖粮难、卖果难、卖猪难、增产不增收构成对农业的新困扰。农民既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疯狂竞争，也要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角逐。在国内市场竞争中，意味着只有那些在资源、技术、制度上抢占先机而获得比较优势的农民及其群体，才能活得更好。而那些落伍的农民，等待他们的则是被沟汰出局或走向破产。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意味着将有大量国外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农产品能否凭借比较优势在国内市场中占有足够份额并尽可能多地挤进国际市场，是对中国农业的新考验。而中国多种主要农产品在成本、价格、品质等方面的竞争能力，与境外同类产品相比，具有相当差距。这也是在漫长的入世谈判中，中国政府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被当作提高农业竞争力的法宝而到处应用。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方法并不总是有效。某种优质品种在种植初期可能会卖个好价钱，但一旦大面积推广，价格立即一落千丈。优质生猪、棉花、反季节蔬菜、瓜果等都没能逃此厄运。这种由个体理性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现象是很普遍的。看来，如何调整农业产品结构是一种颇费思量的事情。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承包制度遇到新挑战。这种承包制把土地使用权分散到全国2亿多农户，过于精细而形不成规模，无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人口增减流动和耕地数量的变化，承包权长期不变与调整承包面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虽然中央政府一再声称家庭承包制的政策"长期不变"，但各地正在推行的所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已经动摇承包制的基础，其未来结果如何，现在还很难做出一个明晰的判断。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放弃或失去土地的农户能否有一个新的谋生出路。如果没有这种出路，或者眼前有路而最终走不通，那么他们重新返回土地的要求就会始终存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演进，已经走到了一个关节点上，能否正确处置，关乎中国农业未来的兴衰大计。

　　二、农民收入为何增长缓慢

　　1997年～2000年，农民收入增幅急剧下降，1996年为9％，1997年为6．4％，1998年为4．7％，1999年为3．3％，2000年为2．1％。1995年每亩农业纯收入为376元，而2000年下降为161元。

　　从农民收入平均值看，还是在缓慢增长，而不是绝对量减少。正是这个"平均值"容易模糊人们的视线，看不清问题的严重性。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2万多被调查农户，2000年最高1％收入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这部分1％的人口拥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达到26290元／人，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这样算下来，去掉高收入户的份额，相当数量农户的收入水平不是缓慢增长，而是绝对下降的，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绝对贫困化。

　　在今年人代会闭幕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记者提问，朱鎔基坦陈使他最头痛和睡不着觉的事情就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两会"（人代会、政协会）期间，代表和委员议论最多的话题也是农民增收问题。为何农民增收问题朝野关注，举国而议呢？它的严重性在于，农民穷困既是农村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农业长期不增收，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影响，农产品供求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上不去，不仅工业品的市场需求受到制约，也会影响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支出，加剧农产品卖难，令扩大内需方针难以真正落实；农民生活得不到持续改善，农村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从而产生大量"流民"，危及社会安定；农民不能富裕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最终实现。

　　中国农村有9亿人口，5亿劳动力，老年人和小孩子只要能干活，就尽量不闲着。这种近乎于天文数字的劳动力供给，是造成农民收入增幅缓慢的人口前提。不减少农民，不减少农村人口，农民就不可能真正富裕起来。这是近来诸多学者潜心研究所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

　　人多好吃饭也好干活，为什么农民人数众多而影响了自己致富呢？这可以从以下五点得到解释：一是大量供给使劳动力价格过于低廉。二是劳动力大量闲置。中国官方统计的失业率从来不包括农民。据一些专家的保守估计，农村的失业者至少有1．5亿。从事季节性工作、劳动量不饱和的半失业者或流动性失业者就更多了。三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比较低下，适应不了现代农业的技术要求和结构变化，只能从事体力性的简单劳动，数量众多而无质量优势。四是大量同质劳动力处在同一产业平台上，面对的市场容量有限，少数人增产可以增收，人稍多一点马上过剩，导致价格暴跌。五是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对农业采取补贴措施。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太多，由少数人出钱对多数人进行补贴是补不起的。因此，中国农民很难得到这份好处。

　　农民收入提高要靠农业的专业化，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必须有广大、统一、自由的市场，必须使农民以较低的成本进入市场。这是被一切成功的农业所证明的规律，中国也不会例外。但是，目前农村市场发育本身遇到严重障碍，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这三大要素市场停止发育，农产品市场甚至有所倒退。农民进入市场的途径是一路红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让农民到哪里去赚钱呢？

　　沉重的税费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十多年前农民自己就作了形象生动而又准确的概括。据有关方面调查。税改前的农业税全国平均只占耕地产量的2．5％，很轻；二提五统费总额是农业税的三倍，较重：而在规定的税费之外，所谓的社会负担、以资代劳、达标集资等"三乱"收费的金额比税费总额还要多，而且没有什么约束，随意性很大，确是无底洞。巨额的债务负担是悬在农民头上的又一利剑。据现任《改革内参》记者李昌平硕士的粗略核算，全国有近3000个县（市），平均每个县（市）的债务按2亿元～3亿元计算，全国农村债务大约在6000亿元～9000亿元之间。农村人口约9亿，人均负债约667元～1000元。乡村巨大的债务负担，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最终都转嫁到了普通农民身上。

　　农民没有集体谈判能力，是造成其贫困的重要社会原因。在现阶段，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各自能够从社会利益总量中分到多大的份额，一方面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影响政策的能力。在这种集团性的利益角逐中，哪个集团的组织程度高，自己的劳动争取社会给予较高评价的能力强，哪个集团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大的利益。由于农民居住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封闭性、社会交往与联系的局限性、思想观念上的保守性，使他们难以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数众多的优势被组织程度的松散所抵消，因而表现出的群体力量十分微弱。他们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很少有可能以主动进取者姿态和实力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倾斜。

　　某些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大做表面文章，结果是官员得虚名，农民遭实祸。就拿修公路来说，本来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善事。但有些决策者却把它搞成花架子工程，该修的地方他不修，不该修的地方他瞎修。把公路变成了一条仅供人们观赏的"风景线"，成了标榜官员"政绩"的"纪念牌"。这样的"富民工程"不是富民，而只能使老百姓变得更穷。

　　三、农民尚未取得"国民待遇"

　　建国以来，我国农民的社会地位虽然逐步有所改善，但其总体状况不容乐观。从理论和法律地位上讲，农民是全体社会成员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构成部分，与工、兵、学、商、干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农民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处于最低层。农民的职业本来是神圣的，没有农民的劳作和辛勤耕耘，就没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然而，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职业的社会心理却根深蒂固。农民耕作了一辈子，给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竟然被说成是没有"工作"，而从事其它职业的人，自被一个组织正式录用那天起，就算参加了"工作"。除了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录用人员几乎都要经过筛选，合格者才能上岗。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其素质似乎不需要有什么要求，凡是别的行业不要的人都可以从事农业生产。

　　现行的刚性户口管理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户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变为非农户或城镇户，如没有特殊理由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虽然有所松动，管制不再那么严格了，但农民想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人"，仍然是一种极不容易的事情。

　　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属于全民的，农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员，理应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得到好处。可事实上，农民对国有财产没有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很有限。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列项时被称为"国家财政支援农业资金"，似乎这部分钱是国家和"工人老大哥"从外部施舍给农民的，农民从来就积累不了资金。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农民为国家做出的真实贡献长期被掩盖了。到头来，农民反而成了困难户，成了被"救济"的对象，这在逻辑上实在太荒唐。农民在财产关系上的这种不平等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整体低下的重要根源。

　　中国农民是极易遭受外部攻击和伤害的群体，但是他们极能忍耐。对他们的利益不损害到一定程度，他们的情绪很少明显表现出来。在以往大搞政治运动的年代里，许多农民吃不饱饭，过着几乎赤贫的生活，但还虔诚地"学大寨"、"割尾巴"、"搞穷过渡"。推行农业生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有所增强，自主精神开始复苏。但是，农民的总体力量还是很单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来的伤害。对农民的伤害主要有：政策性伤害，如农业基建投资减少，取消或不兑现已公布的奖励政策，某些产品国家订购价格偏低等：交易性伤害，如收购农产品压价，残次农机具、假农药、假化肥卖给农民，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伤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少数干部，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乱搞摊派，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面对这些伤害，农民敢怒不敢言，顶多发发牢骚，消极怠工，不积极完成交售指标，自行调整生产结构等。

　　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起步较晚，民主化的程度还比较低，农村与城市相比，差距还要大。农民基本上是现实政治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者。比如，选村干部、选人民代表，往往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参与意识非常淡薄，对乡、村发展规划的决策，村民也很少有机会发表意见，往往由少数人说了算。对涉及国家政策的重大问题，农民就更觉得远离自己了。县、乡、村干部的选拔和任命，虽然推行了差额选举制，由于信息传递和参与渠道不够通畅，人们对选举程序还不够熟悉，因而选民的意志事实上还难以充分表达。因此，干部的使用实际上主要通过垂直任命方式决定。这样，干部的行为方式取向倾斜于对上负责，而不是对选民负责，选民的利益无法取得政治保障。

　　农民缺少参与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目前在中国大陆，工人有工会，记者有记协，艺术家有文联，学生有学联，工商户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常设组织，惟独农民阶级是个例外。特别是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家庭成了农村主要甚至惟一的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生活以及部分公共事务都通过家庭来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党团组织、民兵组织、妇代会、治保会等原有各种村级正式组织的功能弱化，而新的村民委员会又极不健全，致使许多早已消失的消极甚至丑恶现象重现。

　　四、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对策

　　确定中国大陆农村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必须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即就农业谈农业，就农村谈农村，在不改变农村基本格局前提下去谋求农村有限的发展与进步。这种思路的根本缺陷是割裂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与社会其它单元的有机关联，把"三农"问题作为一个孤立的系统单独加以研究，因而实现不了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良性转换与互动。农民的状况只能得到局部的改善和短期的好转，传统的农业社会难以融入现代社会之中，从而阻碍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解决中国大陆的"三农"问题，其根本出路是大量减少农民。这些农民到哪里去，就不只是农业和农村内部的事情了，它涉及到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因此，没有一个宏大的战略眼光，没有一个巨型的系统工程，是无法解读和驾驭这件事情的。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应是实现以下三大战略转型：

　　一是农业产业的战略转型。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家一户搞单干，自给自足小生产，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业的基本形象。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农业产业素质虽然提升了许多，但上述形象并未得到根本改造。中国农业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转型。这种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

　　高技术基础转型。既要发挥传统耕作技术的优势，又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武装农业产业，大大增加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产业结构转型。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狭小的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面对市场范围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面对需求层次的提升和需求多样化，农业产业的供给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这种结构调整不是一次性的，不是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而应该成为一种市场导向的有内在动力的生产者的自主行为。

　　产业组织转型。农业产业的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应通过专业性产业组织分工协作去完成，发挥分工优势，以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形成规模效益。

　　二是农村社会的战略转型。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大陆农村与城市形成了互相分割的二元结构。农村的社会意识、社会结构、社会运转方式与城市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城市已经不同程度地进入了现代社会行列，而农村大都还停留在落后的传统社会阶段。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以地域为界限的村落群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态，一家一户的细小规模经营，贫弱的经济和不便的交通，阻碍着农村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要改变这些不利条件，是有相当难度的，但也不是无路可走。

　　纵观各国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城乡互动，良性转换。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有序地把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化成非农产业人口，进而游离土地变为城镇人口，从而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之中。通过教育、文化、科技、人员交流、产业联系、各种媒体的纽带和中介作用，把城市现代文明输入农村，逐步改造农村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把农村演变到现代社会形态中来。

　　三是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人是万物之灵，人权是各种社会权能中最基本的权能之一，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以人为本。离开了对农民作为"人"的终极关怀，不从根本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或社会地位问题，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村政策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情况，反复加以强调和"狠抓"的是"农业"、"粮食"等对象，至于作为其主体的人--农民的状况如何，则漠不关心，甚至屡加伤害。当需要向农民索取的时候，用各种办法把农民管得很严；当社会福利总量增加，切割蛋糕向社会成员分配的时候，又通常把农民排除在外，表现得极为吝啬。农民的末等公民地位是农业和农村不景气的深层根源。解放农民，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推行以消化农民为主旨的工业化路线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执行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路线。但是，这种工业化是一个靠剥夺农民而搞起来的工业化，是一个把农民排除在外的工业化，是一个以造成城乡二元结构为代价的工业化。

　　迄今为止，中国的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仍需继续推进，但必须改变策略，把以城市利益为导向的工业化路线改为城乡联动、有大量农民参与的工业化路线。在法律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制下，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创业办厂，既可以在乡村办，也可以到城市办，取消各种歧视性的准入限制。在用工政策上，鼓励农民到工业部门就业，既可以离土不离乡，也可以离土又离乡，最终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

　　在中国推进城镇化战略，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一是小城镇遍地开花，迅速膨胀。1985年全国建制镇还只有7956个，2001年已经达到20000多个，占用耕地，破坏资源，规模和聚集效益差。面对这种状况，究竟是应该发展小城镇还是发展规模较大的城市更有前途，中国决策层面临着新的抉择。二是在推行城镇化战略的过程中，行政驱动色彩很浓，长官意志盛行，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够，搞了许多"有城无市"、缺乏经济内容支撑的"空壳城镇"。其结果背离了城镇化的初衷，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也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是需要反省的一件事情。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要经历一些中间环节和过渡阶段。他们首先作为外来人口流动于乡村和城市之间，进而以边缘群体的形式较稳定地聚居在城市非主要区域，直到最后完全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这一演进过程是实施非农化和城市化战略的必经之路。不能因为边缘人口增加城市压力、破坏环境、犯罪率上升、形成贫民窟等负面影响的存在而人为地阻止这一进程。只能采取积极措施，兴利除弊，尽量减轻这种国内移民所带来的阵痛，帮助边缘人群尽快融入主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