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年中，人们越来越注意到50和60年代的发展战略并没有大幅度地降低乡村贫困,更不用说消灭它了。这种贫困的性质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在人们日益关注乡村贫困问题的同时，食物生产的生物技术取得戏剧性的突破。这一突破通常称作"绿色革命"。于是展开了一场关于绿色革命技术与乡村贫困发生率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国际性辩论。

　　印度著名农业经济学家D·纳热英在其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参与了这场大辩论。他认为,印度乡村贫困发生率是由三种基本因素决定的，即农业生产增长情况、乡村贫困人口所消费商品的价格和一组趋势性因素。为了纪念这位已故的著名学者，由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出面约请他的生前好友就农业变革与乡村贫困问题的各种侧面撰写文章，来讨论和发展他的学术思想。这些文章都提交在1982年于新德里召开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上，并以《农业变革与乡村贫困》为题结集出版。这些文章分别从概念、经验分析和政策的角度广泛地讨论了乡村贫困问题。现在就将这些文章的基本观点作一归纳和总结，并为解决当今我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乡村贫困问题，提供若干政策选择。

　　1. 关于乡村贫困发生率　

　　1. 几乎不作复杂的统计分析，人们便可得知贫困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这些国家贫困的严 重程度，降低贫困的恰当途径以及这些途径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才是有效的。这是因为,贫困是一个多侧面的变量，就象增长这个概念一样，它可以包容时代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多种变化。正因为如此，辨别贫困的原因和寻找减轻贫困的途径的分析,必须建立在能够揭示贫困动态性质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这次结集出版的、以印度的数据为基础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参考,如果想将从印度的经验中学到的东西有效地应用于别的情况下,必须设法弥补其它发展中国家在贫困问题方面的数据欠缺。　

　　2. 由于绝对贫困的概念不同，贫困的性质也是变化着的。即使不是从圣的综合需要,而是从最低生理需要的角度来定义绝对贫困，计量贫困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是否应由未获满足的最低需要或处于最低水平以下的收入来决定贫困的发生率？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不大，正如尧等三人的文章所表明的，这两种计量贫困的方法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联。同样，无论是按人头还是圣指数（译注:圣指数是以AmartyaSen为主要代表的学者在1973年利用印度全国抽样调查资料发明的一种衡量一个国家贫困水平的指标。这一指标不仅考虑到了贫困线以下人口所占的比重,而且也考虑到了贫困线以下人口的贫困程度。其具体计算方法比较复杂，可参阅[印]贾塔克著《发展经济学》第310－312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阿鲁瓦亚从收入的角度与巴达翰从热量消费的角度所作的估计在许多邦是不一致的，对各邦根据贫困水平的排序在这两种估算中也存在极大差别。　

　　3. 还有其它一些定义和计量方面的问题,收入计量法不能准确反应出人们在将收入转化为需要和欲望的满足的效率上的差别。另一方面，基本需要计量法，如热量消费,未能解决在为实现理想目标所需物质条件方面的差别问题，这类方法多是按成问题的价值判断来理解别人的需要。而且这两种方法都掩盖了一个人在其一生中进、出贫困阶层的情况。如斯里尼旺山指出的，即使所估计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随时间的变动而变动，也并不意味着在这一个时期是贫困人口的某一个人在所有时期都是贫困人口。　

　　4. 库玛分析了几种主要的贫困计量方法各自所能解决的政策问题，并指出,问题往往出在根据另一种计量方法的估算来作结论，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估算,她并不期望根据收入计量法和基本需要计量法所作的估算之间高度对应。她认为，贫困的估算和贫困的地理类型的差别,取决于所采用的贫困概念。这一观点与巴达翰和尧等三人的经验分析相吻合。　

　　5. 这个集子中的文章一般根据收入标准定义贫困。作为贫困线的收入标准如此之低,以至于贫困人口中的那些最善于理财的人也不能维持一个合理的基本需要,阿鲁瓦亚用圣计量法对贫困线以下人口的贫困程度的估算，巴达翰和尧等三人用热量消费法所作的估算，都是简单的人头估算的补充,从不同渠道得到的证据清楚地表明，贫困是一个能够从瞬时的,循环的和长期的角度进行考察的动态变量。　

　　6. 不能过分地强调观察贫困的动态性质的重要性,因为消灭贫困是一项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在这个时间框架中，政策的重点不仅应放在不断加强长期反贫困的力量上,耐用还应放在对付扩大贫困的短期因素的经常性努力上。很明显,除非能够辩明贫困发生率随时间的不同变化类型背后的原因,否则不可能采取这类政策行动,而为辩明这种原因,反过来又要求有时间系列的贫困估算,对除印度之外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无法取得作这种估算的数据。　

　　7. 因而，阿鲁瓦亚对1956/57到1977/78年间印度乡村贫困发生率的估算，为我们理解贫困这个变量的动态特征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虽然在此期间饥荒（紧随其后的是贫困的急剧扩大)并不很突出，但他的估算清楚地表明了贫困发生率的周期性波动。在3－6年的周期内波动幅度达到50%,下表数字极富启发性：　

　　8. 印度乡村贫困发生率的变化： 1956/57－1977/78 分 期 乡村贫困人口比重的变化 1956/57－1960/61 从54%下降至39% 1960/61－1966/67 从39%上升至57% 1966/67－1971/72 从57%下降至41% 1971/72－1974/75 从41%上升至50% 1974/75－1977/78 从50%下降至39% 从阿鲁瓦亚的估算可以清楚地看出，在20多年的时期内，印度乡村贫困发生率并没有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如周期性较大幅度波动所表明的，"高"发生率不是固定不变的,哪些因素导致乡村贫困发生率的扩大或减缓？除这些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导致印度乡村贫困发生率下降或上升的长期性力量?贫困变量的动态特征带来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方面存在贫困发生率的短期波动,另一方面也存在农业生产状况、食品价格和其它多种长期性力量。证明这两方面存在紧密联系的统计分析,对贫困变量的动态特征极为重要。　

　　9. 尽管1956/57－1977/78年期间贫困发生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阿鲁瓦亚的估算还是表明了贫困发生率波动的上限在后期有所下降。1967/68年度之后贫困人口的比重未再上升到50%以上，圣指数也未上升到0.20以上（在上一个波峰，这两个指标分别是57%和0.24,见下图）。基于这一点，以及1967/68－1977/78年期间乡村贫困人口呈下降趋势的事实，可以认为，没有任何经验事实可以用来证明自绿色革命发动之后乡村贫困人口扩大了的观点。另一方面,波动的下限没有下降，按人头估算仍是39%，按圣指数仍是0.14。因而，波动上限的下降、波动下限的固定不变、缺乏明显的长期趋势，再加上反复出现的短期大幅度波动，一起构成了1956/57－1977/78年期间印度乡村贫困的动态图景。　

　　10. 巴达翰和尧等三人对地区剖面数据的详细比较分析，旨在寻找贫困的因果性因素,斯里尼旺山指出，从同一时点上各地区数据的横向比较中得出贫困的动态过程的推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在某一时点上提供基础设施所取得的成就,都能表明一个地区过去的增长过程，正是这些增长过程决定了今天的贫困水平,他还指出巴达翰所发现的农业生产增长率较高的地区贫困发生率也较高的现象，如果是在这些地区碰巧在初始年份就处于平均贫困水平以上的条件下,如何得到圆满的解释。他认为，这种巧合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地区农业增长减少了贫困,但可能不足以抵消初始条件的不利。当然，巴达翰认为，在西孟加拉邦，,60年代初增长较快地区的贫困水平一般处于平均贫困水平以下。　

　　11. 米勒根据农业生产函数的性质，对较高的土地生产率的初始水平、一个较大的无地阶层、较高的贫困水平和对新技术的较强反应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这些状况下,主要是由于初始条件，而不是增长本身的原因，可能导致高增长水平与高贫困水平同时存在的结果。　

　　12. 无论如何，地区剖面数据对产生贫困的多种条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刻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为研究贫困的动态性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领域,不同地区的贫困水平被看作是历史因素和在极为不同的农业生产函数下动作的技术经济动态过程的结果。农业气候区域之间这种生产关系的不同,是决定贫困水平的一个重要变量。这个变量对乡村部门占主导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13. 与米勒的概念框架相一致的结论是，人口密度高和单位面积土地上的产出价值高的地区，贫困水平也高。尽管巴达翰发现区位偏远的地方贫困水平较高,但由于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公路密度也较高，因而公路密度较高的地方贫困水平也较高,全部人口的人均农业生产较低的地方贫困水平较高的结论，与米勒的概念框架也是一致的。在巴达翰对全国抽样调查（NSS）数据所做的分析中，农业生产增长率较高的地区，农业劳动力和自耕农户的贫困水平也较高,与斯里尼旺山的上述观点一样，米勒的框架也表明，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而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贫困的动态关系也是很成问题的。事实上，除个别的跨地区比较外,在绝大多数经验证据中农业生产增长率较高的地区贫困水平是较低的。　

　　14. 在所有这些地区剖面分析中，有一点很明显，即施用较多肥料的地方贫困水平较低。一般而言，灌溉水平，尤其是渠灌和井灌水平较高的地区，贫困水平较低。巴达翰发现,使用燃油发动机和电力抽水机较多的地方贫困水平较高。但尧等三人却发现，电气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贫困水平较低,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无地和接近无地的阶层，以及保留的（低等)种姓和宗族阶层所占比例较高的地方，贫困水平较高。所有这些分析，以及纳热英的公式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工资低,价格指数高、缺乏非农业或公共部门就业机会的地方，贫困水平较高。　

　　15. 与库玛对收入和基本需要计量法的讨论有特别关联的，是尧等三人的发现。这一发现是,城市人口比重较高的地区，如果使用热量消费计量法，贫困水平较高；如果使用收入计量法,贫困水平较低。可以确信，相对价格和可供选择的非食物消费方面的差异是其主要成因。　

　　16. 无论从地区剖面分析中对贫困的动态特征作出什么推论，有一点是明显的,即对印度可以取得为判断贫困发生率在地区间的差异以及这种贫困的状况所需要的数据。贫困状况是如此不同,以致于缓解贫困的努力需要建立在分散化的、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尽管丰富的剖面数据对缓解贫困的努力有极大帮助，我们仍必须注意到，时间系列数据对诊断贫困的动态性质是必要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是作这种诊断的起码要求，但令人痛心的是抽样调查的频率明显地降低了,如果象印度第六个五年计划中那样，减轻贫困的目标数量化了，并制定了实现该目标的战略,那么就不必过分强调抽样调查了。　

　　17. 对其它发展中国家，最可能的办法是根据印度的数据作粗略的推算。速水和菊地对东南亚国家的推算表明，社会环境、生态状况和历史进程的不同，贫困水平也不同。这与印度无地阶层,保留（低等）种姓和宗族占较大比重的地区贫困程度也较严重的结论是一致的。丽丽观察到,在非洲国家，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如肯尼亚的凯赛地区、尼日尔东部、布卡拉法索的摩西高原,喀麦隆的西部高地和塞内加尔花生盆地的北部等）和现代部门不能吸纳增长着的劳动力的地区（如莱索托,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贫困发生率也较高。非洲贫困问题还与贫瘠的土地、低而不稳的降雨量,不断增长中的人口压力、扭曲了的耕牛占有权和不断扩大的耕地占有的不平等有关,虽然这些问题在印度也存在，但耕牛占有方式、因公有土地不断私有化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过高的人口增长率对贫困问题的影响等等，在非洲国家更为突出。　

　　18. 从所观察到的地区来看，无地是乡村贫困的一个基本原因。这个现象本来只存在于南亚国家,现在日益成为东南亚和非洲国家贫困的直接原因，不能再认为是南亚特有的问题了。除土地因素外，所拥有的土地规模小、生产率低，可供市场销售的剩余部分太少，需要赡养的家属太多,到非农业部门就业的比例太低，以及受教育程度低等，也与贫困有关。在非洲国家，妇女当户主,缺乏强壮的男劳力带领大家向外地移民是贫困的一个显著原因,这种类型的家庭在亚洲国家也可能生活贫苦，只不过因为不多见而不那么突出罢了。　

　　19. 对南亚以外的其它发展中国家，除了上述这种泛泛的议论而外，实在难以就贫困发生率及其变化再作更多的分析了。很明显，对造成贫困的种种因素在不同地区所起的不同作用,以及这些因素随时间的变迁方面，还存在很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印度的资料表明,回答这些问题取决于对不断变化着的贫困问题性质的分析与理解。在设计某一特定地区缓解贫困的政策时数据是关键,对非洲国家，由于缺乏有关数据，我们只能取得几个一般化的，尤其是丽丽讨论过的那些指标,下一节会用到这些指标。　

　　20. 蒙哥罕斯提出，不仅在非洲国家因有关贫困问题的数据太少带来种种不便，在东南亚国家也是这样。速水和菊地分别利用日本的历史证据和菲律宾的最近经验资料,成功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两级分化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尽管如此，在能够取得有关贫困随时间的变迁的精确数据之前，巴斯沙热赛提出的质疑（也就是即便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所假设的极端两级分化,穷人的贫穷处境也可能进一步恶化了）将得不到解答。　

　　21. 最后，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的角度对贫困问题取得好的数据,将有助于我们避免因不恰当的认识和错误的推断所作的不必要的、虚弱的争辩。　

　　2. 政策结论 综合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七条政策结论：　

　　1. 在拥有庞大的低收入乡村人口的国家，农业加速增长对缓解贫困至关重要,技术进步是实现农业加速增长的关键。从这一结论中，不仅可以得出加强农业研究和迅速传播科研成果的推论,而且可以得出增加包括道路、乡村电气化、灌溉和排水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推论,还可以得出实施制度变革和其它有利于技术传播，尤其是向小农传播的政策的推论。

　　2. 实现农业中影响广泛的技术变革需要较长时间。在短期内,新技术的影响范围可能仅限于局部地区，这可能加剧地区收入差距。如果只有一小部分地区能够通过提高单产而实现农业生产增长,那么由于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会提高农产品的成本,这将不利于作为消费者的贫困人口。因而，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农业科研和制度变革活动需要扩展到全国所有地区。

　　3. 农业部门人口增长过快是产业乡村贫困的主要原因。过快的人口增长增加了就业压力,因而降低了劳动力的收入。过快的人口增长扩大了食物需求，因而促使食物价格上升。因而,人口增长能够很容易地抵消农业生产增长的积极意义。采取有力政策，以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和提高农业部门自身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对减少乡村贫困十分重要。

　　4. 农业生产增长在增加乡村部门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机会方面存在很大潜力。为了挖掘这种潜力,需要采取有利于发展下述行业的政策。这些行业包括，奶牛饲养、家禽饲养、渔业和养蚕,乡村地区的农产品加工业；消费品工业和服务业。基础设施,制度变革以及技术教育在这些行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乡村经济的多样化有利于缩小农业技术进步早期阶段的不平等现象,因为多样化有利于无地的贫困人口。多样化还能够扩大对农产品的有效需求,因而可以减少为促进农业技术进步而采取的农产品价格支持计划。从长期看，乡村经济多样化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多样化有利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

　　5. 低廉的食物消费者价格极为有利于贫困人口。因而,食物价格变化对观察贫困水平上升和采取相应对策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诊断工具，食物价格对贫困水平的短期变化有特别明显的影响,有鉴于此，我们应特别注重采取通过对贫困人口进行食物价格补贴，或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的方式,来对付高昂的食物价格的政策。如果是在市场定价的制度条件下，而且特别强调营养问题,那么从按热量消耗和收入计算法所测算的乡村贫困发生率存在差异的事实中,可以作出强调食物补贴重要性的推论。如果其它发展任务耗尽了公共资源,因而用于这类反贫困计划的财政和行政管理开支不可能有大的增长，那么控制因生产更多的农产品而导致的成本上升就特别重要了,由此又可以得出结论，必须进行降低成本的技术革新和促进要素禀赋好、生产成本低的地区和农场的农业增长。

　　6. 必须重新认识因社会和经济制度造成的财产和权力分配的差别，必须连续观察这方面的情况变化，以保证能够及时地执行对最不利的阶层提供投入物、市场服务和就业机会等等的特别计划,与农业技术变革相比较，人们对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讲得太多。应该时常检验制度变革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防范目前流行于非洲国家的那种由国家有意识地制造的二元体制,虽然详细讨论二元体制超出了这本文集的范围，但对压抑穷人的所有歧视性行为必须进行全面的反击。

　　7. 开展社会经济研究对制定有效的反贫困政策来说很重要。这是因为,社会经济研究对加速技术进步和保证贫困人口对技术进步过程的广泛参与来说必不可少。其次，需要制定有效的,财政承受得了的价格政策，以鼓励生产和保护穷人。第三需要寻求能够强化间接就业效应的政策,第四，由于不同地区之间、不同时期之间的贫困状况各不相同，因而需要对贫困家庭进行广泛的研究,以便根据贫困的实际状况制定长期和短期的反贫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