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农业社会化发展的角度，对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组织的特征进行了讨论，并对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状况进行了描述，进而探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与发展的动力机制，即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生产力水平同生产关系相互适应与调整的结果，必须同农业发展水平相适应。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动力机制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将农业推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核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化发展为动力、以不断建立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保障、以最终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为目标，充分反映出现代化农业的基本特征，使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然而，在这一进程中，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惯性却依然顽强地存在着，表现出对新体制的不适应，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根本转变举步维艰。

　　如何将分散的农户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形成农民有组织的有序运行机制，是在新的以实现“小康”为目标的形势下，对农村生产关系的进一步调整，使之同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适应，这是农业技术进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及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必然，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为此，本文将探讨在我国农业发展的进程中，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的动力机制。

　　1 农业的社会化与农业发展

　　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农业不同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差异不仅仅是农业生产的数量问题，更多的反映在农业生产经营质上的根本区别，反映在农业生产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所使用的生物体（作物、牲畜、微生物）、劳动者本身及用于劳动过程的手段（工具及组织形式）等方面。这几个方面是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农业系统运行的整体，由此决定了农业生产的状态及农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进而决定了农业的生产方式、过程、技术水平、组织管理及效率等。不同阶段的农业生产目标的不同，决定了农业生产活动是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生产目标由自给自足向商品化的改变，使农业生产的时空范围扩大，而使农户按一定的动机发生关联，并逐步整合到一定的组织中去，这是农业生产及农民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必然。

　　自然农业的目标是以保障家庭食物安全为核心的，因此，农业生产组织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家庭为基本单元这一层面上的，而社区内的家庭与家庭之间则缺乏应有的联系。而在传统农业中，农业是以社区食物安全的获得和稳定为目标的，由此形成了社区内不同家庭间的合作，包括劳动力和产品的交换，其组织基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表现为成员间的互助。但这种组织缺乏有效的形式和机制，表现出传统社会所特有的随意性、人为性、社会功利性、机会的非均等性及组织管理角色的不平等性等特征。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生产方式所呈现出的，是一种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社区内资源循环的格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将农业的运行不断纳入到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并最终使之成为一种全社会的基础产业，即农业的发展同全社会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更密切地关联在一起。农业生产的有效性不仅仅涉及到从事农业的家庭和社区，在对全社会食物安全的考虑中，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都直接或间接地同农业生产系统发生不可分割的联系。农业系统内部在技术进步的驱动下，由分工和合作所呈现出的专业化发展趋势，加速了农业社会化的进程，即人们更多的以有组织的形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商品化的发展及生产者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形成了人们在相互关系中的经济利益机制。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所形成的农业生产单位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则促进并加速了农民的分离，使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游离出来，同时产生了更多的连接农业生产和市场消费者以及农业相关企业同农业间的中介组织。

　　自然农业中人们的关联是人们自然性的表达，而在传统农业中则是人们社会性所使然，那么，在现代农业中，农业组织的基础更表现在人们的经济性倾向，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不同农业发展阶段中，农业组织的形式、功能、规模、紧密程度及运行机制上的本质性差异。这种组织变迁的过程，是对农业社会化的一种描述。显然，农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是农业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表达方式：随农业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必然经历其组织从无到有，从松散型到紧密型，从小到大，从运行的不规范状态到逐步规范化。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组织的自然性会逐步过渡到组织的社会性，并最终由组织的经济性所主导。

　　农业的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以从事农业的人的社会化为标志的，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农民，在人均自然资源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在同自然的争斗中，不断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弱小，从而发育出对其所在社会的依赖。毫无疑问，自然农业是以农业的自然环境所主导的，人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建立起人同自然环境间关系的协调；而现代农业则是以农业的社会环境所主导，要求人们建立起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农民从自然农业发展到传统农业，并最终过渡到现代农业时，其活动空间便从家庭扩大到社区，进而促使他们进入到社区以外的社会空间。当他们不断面对更广阔更开放的市场空间时，他们会感到自身单独实力的不足，由此激发出其联合起来的欲望，并根据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以及其自身的特长而不断实现以更高效率为目标的分工和合作。重要的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后，人们认识到其素质上的缺陷，并为其素质的提高，即其潜力的开发提供了充分的动力。现代农业对劳动者素质，包括其知识、态度、技能及行为方式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些是能有效地将其组织起来的基础。

　　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其它部门对农业的参与不断加深。在自然农业中，社会中几乎90%以上的人口直接被包含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而我们所定义的传统农业亦是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形态。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比例会不断下降，而更多的人则从农业部门分离出来，并以不同的方式间接地参与到农业生产活动中，这是由现代农业对外来物资的投入、技术、资金、政策以及市场的依赖性不断增大的禀赋所决定的。当农业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关联在一起时，它便涉及到生活在这个社会内所有人的利益。人们会通过对农业的参与而不断实现并提高自身的社会价值。

　　自然农业中，一个家庭占有几十亩的耕地，采用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很艰难地养活一家几口人，而在传统农业中，耕种十几亩耕地的家庭，在社区互助的情况下，除了养活自身外，尚有剩余产品用于社区内外的交换。但现代农业则对农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为更多的非农业人口提供充分的食物基础。如果以一个农业劳动力所能养活的人口数来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农业发展的水平的话，我国农业劳动力仍占60%以上，显然同发达国家相比处在极低的水平。美国农民（农场主）虽然仅占其劳动力总数的2%，一个农民可养活几万人，当然，这一成果的取得是同其有13%的劳动力就业于与农业相关的产业部门密切相关的。德国农场所创造的产值中有55%的是由农业以外的产前、产中服务部门所提供的，而其产后的商业产值则超过了农业生产本身。显然，如果没有农业对服务的需求，这些部门的劳动力便会失业或转向其它生产领域，反过来，农业若没有这种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其高效率的运行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才脱离了其家庭和社区，而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劳动者，否则，他仍然需要进一步完成其社会化的过程。


　　2 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状况


　　我国农业发展呈现区域间不平衡的特征，在空间上表现出宏观、中观及微观上的梯度分布格局，三种典型的农业生产形态，即自然农业、传统农业及现代农业可以在某一个局部空间内同时并存。根据农业发展的整体观，我们不难看出不同区域（地区）、不同农业生产领域及不同的农户之间在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育程度上所存在的差异，是同其所处的农业发展的阶段性差异相一致的。

　　自然农业在我国主要分布于西部偏远地区及中部贫困地区，涉及到的农业生产领域主要是农户家庭消费的农产品，如粮食及其它商品率极低的生产领域，而那些属于贫困范畴的农户（包括发达地区的贫困户），大部分以这种方式进行农业活动。由于这种农业是建立在对丰富的自然资源的依赖基础之上的，对农业生产系统的投入，除了家庭劳动力及有限的其它资源之外，其它的投入数量很少，而且不同市场发生关系；而其农产品尚不能完全满足家庭自身的较低水平的消费，即处于为解决基本温饱而努力的阶段，因此很少有农产品作为商品到市场上出售，即使有，也仅限于对生活其它必需品（如油、盐及衣物等）的简单交换。在这些地区及所涉及到的生产领域和农户，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服务缺乏应有的需求，农业组织的发育，受到其社会化程度极低的限制。严格来讲，他们尚未整合到农业及社会发展的主流中去。

　　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育较好的地区，一般都是同其的现代农业概念下所从事的商品化生产相关联的，分布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及中西部大中城市郊区，涉及到的生产领域均具有较高的商品率或实行完全的商品化生产，如蔬菜、花卉、规模养殖、食用菌及水产业等，而其农户多为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专业户，他们提供了我国城市居民除粮食外的大部分农产品和为出口及轻工业提供了原料保证。尽管其生产仍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显然他们的行为方式是以市场的需求为导向的，并表现出对生产经营利润的追求，客观上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有足够的需求。而这些地区（农户）较高的整体素质又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建立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当然，这亦与这些地区乡镇企业发达，农业剩余劳动力得到了有效的转移密切相关。在这些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基本特征是：社区的“能人”起到一种“核”的作用，通过其对新技术（尤其是新品种及与之配套的技术体系）的成功引进和示范，使周围的农户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进而其作为市场的开拓者，对周围的农户产生巨大的凝聚力。这些“能人”在为农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便自然成为服务组织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其服务的领域从产前开始，并逐步延伸到产中和产后，在服务组织稳定和发展的过程中，更多的农户从单纯的农业户变为参与服务的兼业户。

　　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或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阶段。农户在解决了自身的温饱需求后，有一定的农产品剩余，因而对参与市场有一种潜在的需求。但受其生产规模太小的限制，很难形成对市场有效的参与。如果说自然农业是以风险最小化为运行的基本特征，而现代农业则是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为出发点，那么，在传统农业及其向现代农业转变阶段，则表现出对风险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同时予以追求的矛盾心理。当然，在“鱼和熊掌”很难兼得的情况下，他们对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参与是以既得利益为准则，因而常常由短期行为所主导，组织缺乏持久的机制。这种在转变阶段所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的阻碍。

　　在贫困地区，政府的农业技术机构受到人员数量及素质和资金等因素的限制，其为农业服务的基本功能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对农民的服务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而在一般地区，技术机构在政府目标和行为与农民目标和行为的矛盾冲突中，常常采取避重就轻的策略，但在服务的有偿和无偿之间进行选择时，又处于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尽管发达地区政府农业服务机构能较好地发挥其功能，但在其运行上却存在不规范的问题，表现在同农民进行利益的分配上，缺乏平等的机制。在受到民间农民技术服务组织的冲击时，其效率低下的弊端便暴露无疑。因而一定程度上的“垄断”现象时有发生，并使农民的利益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3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动力机制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与农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其在农业系统中的功能主要集中在农业的技术性、社会性和经济性三个方面，即促进农业的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力；将分散的农业生产单位整合在一起，提高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者的社会化程度，并调整农业生产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最终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实现农业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追求。根据农业发展整体观的基本原理，自然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分别具有各自系统的整体性特征，它们之间既有发展时序上连续的一面，而在发展的空间状态上，则呈现出诸多质量上有根本差别的另一面。我们可以将这三种农业形式作为农业发展的三个阶段，它们由低到高处于三个层次。农业的发展在同一阶段（层次）内表现为数量的增加，而从一个较低的阶段（层次）过渡到一个较高的阶段（层次），则表现出质的飞跃，从而揭示出农业发展进程中量变与质变统一的基本规律。按照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系统内部的因素（即内因）是发展变化的根据，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即外因）则是农业发展的条件。为此，我们需要对农业及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深入的理解。

　　农业系统发展的动力机制取决于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人同自然的关系，表现为农业系统中的生产力；二是人同人的关系，表现为农业系统中的生产关系；三是人同其自身的关系，表现为系统中作为主体的劳动者的素质。在农业发展的低级阶段，三者均比较简单，相互间的关联步密切，而农业发展的结果则使三者逐步变得复杂起来，相互间的关联度不断增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的运动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同社会生产关系两者的相互适应，当其不相适应时，系统的运行便会发生某种紊乱，出现某种振荡，即向系统有序化程度降低的方向发展。为此，需要不断地对系统中这两个方面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以保持系统运行所必需的有序性。而对这两方面关系的调整，包括调整的方向和力度，则是由劳动者暨劳动者的素质所决定的。我国农村改革的实践成功地证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是对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与落后的生产力状况不相适应的否定，而以家庭为单元的小农经济组织格局则能较好地适应与自然农业和传统农业下的生产力状况，这在劳动者素质较高的东部沿海及其它区域的城市郊区，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根本转变。技术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生产关系的变革，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获得了相应的发展机会。

　　在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中，农业生产者同时面临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显然，将农户组织起来，是抵御这些风险的有效策略。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包括政府技术服务机构和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和迅速发展是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同步的，有许多能为我们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一般来讲，技术服务主要针对自然风险，而营销服务则针对市场风险。当农业尚处于自然农业和传统农业的阶段时，在缺乏相应的市场环境条件下，这些地区发展的重点仅仅是农业技术服务的相关环节。

　　在自然农业的状态下，农业生产系统的稳定性是以人同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为主导的，对自然资源，尤其是占有足够数量的土地资源，是这一系统能够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和标志，而人同人在农业生产过程的各环节上基本上不发生关系，因而除了家庭外，亦无需其它的生产组织介入。客观上人们主要依赖于作物同自然环境相吻合的自然生产力，系统外的投入几乎为零；而以满足家庭消费为目标，亦无需有市场，缺乏服务体系存在的土壤和空间。而主观上，人们运用“乡土知识”，在人的素质构成中，仅注重其体能的开发和投入，同人与人关系相关联的技能和智能的发育缺乏应有的动力，很难形成劳动过程中的分工与合作。尽管这种类型的农业在我国所占比例有限，但却为我们认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起源及原因提供了最基本的素材和思路。

　　如果这一系统能长期地保持人同自然的良好关系，其系统的运行仍能处于有序的状态。但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减少，原来运行的条件逐渐消失，系统便面临一种进化的压力。同自然农业相比，传统农业增加了灌溉系统、增加了畜力以及有机肥的投入，使人们摆脱了完全受制于天然自然环境的被动局面，使农业生产较自然农业更加集约和高效。围绕着对社区内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客观上需要有一种组织形式在社区内起协调和关联作用，以弥补家庭实力的不足，由此而发育出人同人联系的机制。

　　自然农业的生产空间是以家庭所占有或支配的自然资源范围为边界的，而传统农业则显然是以其可以连接的人与人关系（以血缘为纽带）的范围为边界，这便决定了传统农业中所谓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抢种和抢收两个环节，通常是以相互间的人力交换来实现的。而在现代农业系统中，外来劳动力的投入是以现金支付的，客观上存在着一种劳动力市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社会性逐步被其经济性所替代。由此可见，如果在农业组织中，人们仍然过分看重所谓“人情”的话，那么，这种组织仍然带有最明显的传统农业的特征。现代农业中的组织则是由经济利益进行关联的，而组织的运行是以其效率高低为衡量标准，相对来讲，传统农业的组织运行更注重社会公平。

　　现代农业中的组织形式根据其服务的范围可分为社区性的和超社区性的（区域性的、全国性的、国际性的等），前者一般是综合性的，而后者则多为专业性的。随着农户在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中的参与，其社会化程度亦得到不断的提高，其生产的空间便扩大到其农产品所能到达的市场边界。

　　无论处于哪种农业发展阶段，人们是否组织起来，或组织的形式及规模均取决于其所处的农业系统本身的运行状态。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需要获得某种激励，以对新出现的组织形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过程，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必须从中得到实际的好处，从而增强其信心，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创造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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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Wallace, L. T. Agriculture's Futures: America's Food System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Inc. 1987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Extension Service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Jian Xiaoying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4)

　　Abstract: From viewpoi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the farmer’s organizational features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ere discussed. After the deｓｃｒｉｐｔions on the status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extension service, a further attempt of searching for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establishing and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extension
service in different areas was followed. The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extension
service is reflection mutual adoption and adjustment of productivity and relationship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s in the agriculture, which should be suited to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level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ocialized Extension Service;
Dynamic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