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决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对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继续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意义十分重大，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大战略。
　
　　记者：如何理解城乡统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顾益康：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基本特色是城乡、工农二元分割。片面追求城市工业化，为了支持城市工业的发展，按照让农民先苦后甜的良好愿望，作出了暂时牺牲农民利益的抉择，制定和实现了一整套对农民不公平和束缚农民手脚的政策制度，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等等。

　　改革开放后，农民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在一段时间内有所缩小。但是，这种改革只是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经济自身活力，并没有触动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根基，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发展模式。随着改革开放向城市延伸，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农村、农业在区域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由于我国改革选择的是一条渐进式的自下而上的路子，微观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先行，宏观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两者产生尖锐的矛盾，国家财政收支、国民收入再分配、土地增值收益使用、金融支持上的城市偏向更加严重，一度被掩盖的城乡矛盾、工农矛盾再度激化，出现了农产品卖难，农民增收难，农村经济发展难，农村劳动力转移难等种种难题。占人口70%的农民增收困难，又严重制约着内需的扩大。

　　这一结果不仅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还将影响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严重损害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警钟已经敲响，我们的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又到了新的转折点，需要突破前一阶段改革的局限性，在更广阔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新的改革，需要重新选择农村发展与改革的方略。简单地说，这一方略就是实行城乡统筹。

　　记者：城乡统筹的内涵和中心内容是什么?

　　顾益康：城乡统筹就是要彻底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彻底改革城市偏向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摆脱城乡分割、重工轻农、重经济总量增长轻结构优化、重投资轻消费的发展战略模式，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心内容就是要以城乡配套的大改革来促进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结构大调整。这一调整的核心和本质是，充分运用市场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双重机制，按照比较成本和比较优势的经济原理，使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的所有农村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动态发展中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和最合理的配置，给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完整的财产权利、自由的发展空间，使城市和农村优势互补，各扬其长，特别是使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朝着有利于大幅度提高综合生产力水平，有利于农民加快步伐奔小康的方向优化。

　　记者：应该如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顾益康：首先要转变观念，调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要彻底纠正计划经济时期牺牲农业农民利益，单向突进搞城市化、工业化的赶超战略，把赶超型、差别型发展战略转变为协调型的发展战略，从城乡分割发展到联动发展，从差别化发展到一体化发展，从注重经济增长、发展速度到注重改善民生。

　　到底是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即把老百姓的安居乐业、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提高、老百姓的生存环境改善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发展速度GDP增加放在第一位，这是有本质区别的。在计划经济时期，手段和目的被颠倒了。经济的增长，财政收入的提高，被作为终极的追求目标。实际上，这些都是手段，都是发展民生的手段。正因为这种颠倒，导致了我们错误的政绩观，导致了我们忽视农民的利益，导致了我们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现在，我们要把长期被颠倒的重新颠倒过来。我们提出，发展不应以速度为主，而应以民生为本，把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根本要义。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那么，民生应该是发展的第一要义。发展的目的不是速度，而是民生，是增进最广大的老百姓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当务之急是要增进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使农民与广大市民一样享受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第二要改革体制。就是要在完善微观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抓紧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消除计划经济体制的残留影响，全面实施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就业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政体制改革。

　　第三要进行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就是城乡一、二、三产业联动，就是打破所有制界限，打破城乡界限，让各种生产要素自由组合，自由流动，最终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使城镇在大量物化的、资本的要素集聚的同时，成为劳动力和人口的吸纳器。因此，只有同时调整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布局结构，才能从宏观上、全局上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才能达到经济社会的最优发展。

　　第四要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要纠正长期以来国民收入分配中客观存在的城市偏向，要改变原来向农民要得多，给得少；收得多，支得少；把农民困得死，放不活的局面，全面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加大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力度，加大对农民的扶持，彻底改变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落后社区，农民是弱势群体的状况。要加大扶贫济困的力度，大力扶持欠发达地区，提高欠发达地区纯农户的收入，让越来越多的农户进入中等收入阶层。

　　记者：有人担心，消除城乡差别会给城市带来冲击，对此你怎么看?

　　顾益康：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越是农民进城多的新兴城市，生机和活力就越强，发展就越快，如浙江的温州、绍兴、义乌，广东的顺德等。相反，一些老工业基地，外来务工的农民很少，问题反而很多，很棘手。

　　消除城乡差别，将给城市和乡村带来双赢。新市民和老市民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惠互利，共存共荣的关系。农民进城绝不是抢城里人的饭碗，而是一种劳动就业或者产业的替代，他们承担了城里人不愿干的重活、累活、脏活。同时，一大批农民是以投资者的身份进入城市，他们带给城市的是新的投资力量，新的就业机会，新的消费需求。许多市民从第一产业转向二、三产业，从蓝领转向白领，他们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新的提高。新老市民携手合作，共同把城市这块蛋糕做大，大家在城市里各得其所，安居乐业。

　　至于城市的社会治安，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不是拒绝农民进城，而是将进城农民纳入城市社区进行统一管理，加强教育，提高其素质。要避免农民成为城市的边缘人，要给他们创造安居乐业的必要条件。

　　记者：城乡统筹改革过程中，浙江是否遇到困难，有哪些困难?

　　顾益康：浙江省委、省政府比较早地认识到城乡统筹的重要意义，因此，比较早地、自觉地、主动地在城乡统筹问题上进行了尝试，取得了一些经验。

　　困难主要来自于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和既得利益的阻碍。要纠正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和偏差，比纠正体制上的错误和偏差还要困难。对地方行政长官来说，要转变多年来形成的发展观、政绩观，要把民生，把城乡协调发展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考虑；对市民来说，要改变多年来形成的对农民工的偏见，切实树立互惠互利、共存共荣的观念；对某些部门来说，改革可能会影响其既得利益，因此，会以城乡统筹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会以资金、财政等种种理由推迟改革，形成改革中的梗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