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樊纲近日在分析非典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时指出，非典对我国经济的滞后影响会使一两个月甚至半年以后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率下降。在目前阶段，宁可将非典的影响考虑得全面些，估计得严重些、持久些，防止经济因非典而陷入严重衰退。

　　樊纲指出，非典作为一种灾难，与其他灾难相比特点有二，第一，非典这种传染病灾难不消耗和毁坏财物，因此不会（至少在事后）提出需求，扩大经济活动，相反，非典所造成的恐慌使人们减少活动，减少需求。其他一些灾难是破坏过去积累起来的ＧＤＰ，但创造出一些新的ＧＤＰ，而非典（以及金融危机之类的灾难），直接取消当前的ＧＤＰ。因此，非典的经济影响简单地说就是抑制需求，包括消费需求，也包括投资需求。第二，直接受到非典伤害的人数很少，但如果其传染得不到控制，行为受到影响的人群会非常大；得病的人数不多，但经济受到影响的规模却会很大。因此非典对经济的影响既有即期影响也有滞后影响。所谓即期影响，就是指它发生后马上产生的后果，比如人们不旅行、少接触后，旅游业、服务业、交通业等经济活动的减少。而滞后影响现在还往往被人所忽视、要过一阶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比如在非典发生后，原来已经签订的生产、交货、出口、投资协议，仍在继续执行，经济总量似乎并未减少很多。但是，因不愿“见面接触”而导致商务旅行减少、会谈被取消或推迟，导致“新签协议”数量减少和“新订定单”减少，将使下一阶段（一两个月甚至半年以后）经济活动减少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这正是中国从４月份开始到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此外，由于非典也会影响到政府对项目审批进程的放慢，也会对今后一个时间投资与生产活动产生影响。我国４月份的经济增长率还较高，但一方面，非典大规模产生影响是在４月中旬以后，另一方面，上述滞后影响还远没有体现在统计数字之中。

　　樊纲认为，非典首先会对我国一些行业发生直接影响，比如旅游、交通、服务等等，使这些部门的需求减少，生产下降。而这些行业的活动量下降，一方面会导致这些行业对其它部门的需求减少，投资减少，另一方面也使在这些行业就业的人收入不能提高甚至下降，使全社会的就业增长率下降，而这种总收入的下降（第一轮的下降），会导致今后人们的消费需求下降，从而使总需求下降。如非典疫情持续的时间短，间接影响还不大；若持续时间长，就会使经济面临总需求陷入持续下降的恶性循环的危险，所以这种间接影响也值得警惕。

　　樊纲说，非典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关键就在于它可能使相当一部分人群大幅减少经济行动，所以要消除或克服非典的不利影响，对策的着力点是如何能使更多的人尽快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手段就是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非典的传染受到控制，以从根本上消除人们的恐慌感。

　　针对非典这种灾难涉及面广的特点，从经济上分析，在短期内“不计成本”将非典的传播控制住，是值得的，这样做在经济上的一个效果就是使受影响的人变少。从时间上看，如果不在短期内花大力气控制住，导致传染面扩大，长期的成本就可能大到无法计算。政府和公众在防治非典方面支出的增加，也是当前维持需求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能够在２至３个月的时间内在全国基本控制非典的蔓延，非典对ＧＤＰ增长率的不利影响被控制在１个百分点左右，给定我国经济较好的增长潜力，整个经济在一季度增长１０％、４月份增长８．９％的基础上实现全年８％左右的增长率还是有可能的。

　　樊纲提出，尽可能恢复一些可以恢复的经济活动也将有利于克服非典对经济不利影响。首先，政府和卫生机构应加强对非典病情和传播方式的宣传与教育，既有利于防止非典的传播，又有利于消除因无知、信息不全而导致的一些本来可以不发生的过度恐慌。人的经济行为取决于人们所掌握的信息的完全程度。在最初阶段各方面对非典的知识都很少的情况下，大家采取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是对的。但随着对非典的知识和信息的增加，我们现在也逐步认识到有些过去被认为可能传染非典的活动，其实是安全的，或者在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的前提下其实是安全的。及时将这些信息告诉公众，有利于大家恢复一些正常的经济活动。至于如何对此类活动进行定义和指导，则要由医学专家作出判断，并由有关各部门及时采取相应对策。其次，政府要在某些产业的需求还不能很快恢复的情况下，及时采取政策或及时落实一些已确定的政策原则，鼓励其他一些受影响不大的产业的需求有所增长，以保持总需求水平的适当增长。比如，在旅游、交通、服务业的活动一时还很难恢复正常水平的情况下，政府应加紧落实鼓励住房、汽车、医疗保健、环保、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需求的具体政策措施，使这些领域的需求有所增长，以抵消一些其他方面的需求不足。第三，对于受直接打击较大的产业中的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政府应适当通过减免税费征收、提供贷款贴息等方式，帮助它们度过危机的阶段，减少由此导致的倒闭和失业过多，影响下一阶段的正常增长。前一阶段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有关的政策，现在应抓紧落实，有些方面还应适当扩大。四是政府应加大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这不仅有利于弥补当前总需求不足的缺口，从长期看有利于通过改善医疗卫生条件而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要认识到，非典危机所揭示出来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公共卫生体系中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不能单纯依靠私人部门来解决的，必需有公共机构的组织与协调，有公共政策的贯彻，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如此，在我们的发展阶段上，就更是如此。而且，在目前情况下增加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效果可能较好，因为现在这方面的需求最紧迫，大家都最关心，敢于挪用医疗卫生资金的情况也会较少，有利于提高投入的实际效果。

　　樊纲还建议政府在国际上及时宣传非典危机使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和危机应对机制发生的重大改善，并由此使我们的投资环境获得的改善，使国际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增强，以确保那些被非典推迟的投资和贸易项目只是推迟，而不会被取消，保证下一阶段经济有更稳定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