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农村精英大量流出是过去二十年中国农村的重要特点。精英流动成为资金、技术、知识、信息、观念向农村转移、促进城乡沟通以及村庄精英资源整合的重要机制，为乡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精英流出也割裂了村庄的精英资源，对农村整体的发展，包括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组织建设、文化承袭等都产生负面影响。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农村精英大规模流出的机会成本越高，乡村更需要精英回归。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已经超过了警戒线，农村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广大西部的发展）是社会当前最为迫切的形势。发展农村需要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村发展需要梳理自有资源，关注村庄精英正是其中一部分工作。
农村精英是当前农村研究的热点。精英在农村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其类型与村庄记忆共同决定村庄性质（贺雪峰，2000），他们在国家政权与普通村民之间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位置，构成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结合部（贺雪峰，2001；金太军，2002），精英动员现象普遍存在于村民政治生活中（仝志辉，2002）。已有的研究往往只涉及对村庄生活具有实时参与性的村内精英。然而一个事实是，近二十年来大量农村精英随民工潮流出村庄。本文正是要换一个角度去研究那些外流的村庄精英。
外流精英群体与流出村庄的关系研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一方面，"村庄能人越来越多的离开村庄，在村外谋求发展"，是当前村庄的一个鲜明特征；另一方面，在这些精英与流出村庄分离的背后，是他们跨越空间距离，影响并参与村庄生活的事实，例如他们大多身在外却仍是村庄家庭生活的顶梁柱（体现为供给家庭经济，拥有家庭重大事情的决策权等）。因此研究村庄生活，忽略他们的存在显然是不妥的。
二、几个概念的界定
精英：仝志辉认为"那些比其他成员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获得更多权威性价值分配，如安全、尊重、影响力的人，可以称为精英"，而且如果"地位的自致性强，更接近精英的本义"。董磊明认为农村精英应该具有几个特征：拥有的资源（经济、权力或关系）较丰厚；个人能力较强（包括个人的知识、智慧、处世技巧等）；具有一定影响力。其中拥有丰厚的资源是必要条件。二者定义的侧重点不同，这是因为董研究的是富裕的苏南农村，其精英定义中"资源的拥有"很重要；而仝研究的是代表中西部广大农村的贫困村庄，在这样的村庄中传统的权威已经瓦解，权力资源与村民分离而存在，经济资源不丰富。因此所谓精英主要表现在个人能力以及由此而获得的村民的尊重等文化价值上，自致性更强。笔者认为，村庄流出精英对某些资源的拥有更多可能是潜在的，农村精英与普通村民的区别也应该表现在精英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积极参与生活的态度上。因此，农村精英即指那些有强烈自我意识、个人能力较强、比其他成员获得或能获得更多权威性价值分配如尊重、安全、影响力的人。
精英流出：许多学者在涉及精英流出村庄这一现象时采用"精英流失"的说法，笔者倾向于称之为"精英流出"。"流出"是一种动态描述，蕴含了精英回流以及这中间存在联系的可能性与客观性。而"流失"带有判断性质，为反映这个群体运动的长期规律留下的空间较小。因此，精英流出即是指农村精英离开村庄外出打工的现象，这并不代表村庄失去了他们；他们与村庄以各种方式保持联系，并且绝大部分将来会永久回归村庄。
三、流出精英对农村发展的促进
大部分"能人"淹没在民工潮中，成为过去二十年来中西部农村的普遍现象（孙亚菲，2002；贺雪峰，2002）。这些流出精英对近二十年来村庄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流出精英就是中西部农村现代化的民间启蒙者。从客观方面看，大量精英的外流就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缓解了农村资源紧张的局面，在发展机会匮乏的情况下，他们"自谋出路"提高了农村的整体效益；从主观方面看，流出精英通过回寄资金、带回技术、传播现代观念等方式与村庄保持联系，并主动谋求改善村庄落后、贫穷的状况，其建设性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提供资金支持。大部分农村精英将多数打工所得寄回村庄，成为村庄家庭的经济支柱。这些钱改善了家中生活，支持村庄生产。以贵州省为例，"1997年，沿海的贵州民工往家乡投寄50亿元的现金。这等于贵州省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也相当于10％的全省国民生产总值。民工所做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把资金直接投放到中国内地的贫困家庭当中，这恰恰是政府官员和救济项目难以做到的。"到远离家乡的沿海而不是村庄附近的城镇打工更需要胆识、魄力以及社会资源（主要通过自有社会支持网寻找就业机会）。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庞大的民工群中有为数众多的农村精英，这资金洪流中无疑有他们巨大的贡献。精英比非精英为支持家乡建设的意识更主动。贵州某村30名在沿海打工的民工组建了一个支援家乡的"协会"，该协会要求每个成员必须完成的三个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每年向村里捐款"。这是典型的精英行为，表现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其资金投向已经超越了家庭的狭隘界线，试图造就更大范围的福祉。
资金注入村庄，一方面保证农业生产所需费用，改善农村家庭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为村庄向非农业生产转移提供了原始资金，村民有能力支付从事非农产业的成本，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二）引进技术与知识。技术与知识是农村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许多村庄精英在外打工几年后，就有意识地把技术、经验、信息带回家乡，干个体或者雇几个人。这主动而鲜明的引进技术与知识，是典型的精英行为。贵州省那个支援家乡协会的第二个任务就是每人必须带回家乡一门技术。这样一来，农村流出精英就开辟了把资金、技术和经验从富裕地区向家乡转移的渠道。他们这一向家乡传递资金和技术的不声不响的原动力是政府在农村开发基础设施、教育和基本服务的重要补充。
（三）传播现代观念。人的观念更新是农村发展的一部分，同时农村发展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观念营造积极的氛围。乡村流出精英与家乡的日常联系以及候鸟式返回成为散播现代观念、转变乡村传统观念的重要机制。"除了往家里寄钱，他们自认为自己的角色是给家乡人开眼界，介绍新的做事方法，使他们不仅满足于有吃有穿的生活。"流出精英相对于非精英能在这方面影响更大更广。因为前者本身由于能力、口才、自我意识等获得了村庄更多的尊重、关注与信任，这使他们传播的知识、信息、观念等更易被接受，并拥有更高的引用率。流出精英向村庄传播现代观念还表现在他们带回的资金为村庄添置现代传播工具并改善基础设施上，如开通闭路电视、有线电视等，这是村庄获得新观念极为重要的途径。
（四）权威格局的转变。农村要发展必须打破不合时宜的旧权威格局。当资金、技术、信息等资源的提供主体由长老转变为能人（相对年轻）时，乡村传统的、建立在长幼自然差别基础上的上尊下卑的等差序列也随之改变了，农村差序格局呈现新的变化趋势与特点。"除了小的，陈东方（引者注：师范毕业在乡村教书，后来迫于贫困赴沿海打工，属于乡村流出精英）也得到老一代人的尊重。看着像他父亲年纪的人像孩子一样坐着听他讲遥远的城市生活的故事和外面的消息，跟我想象中十几年前的情形很有点角色转换的味道。那时候是小的全神贯注于父辈们关于生产队或最近的宗族冲突的故事。""这样的家庭结构表明农村年轻人的教育和流动性正影响着家庭关系"。当这样的影响被复制与扩大，整个农村的权威结构都正经历重构。家庭大事不再是老人说了算，老人不知不觉丧失了自信，越来越依赖子女拿主意、为家庭作打算，信任他们超过了信任自己，这可以说是农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新的权威格局充满了生气，在这种格局中新东西被尊重，迅速接受，广泛传播，并最终转化为改造生活、生产的力量。新的权威格局更开放、开明，这是农村度过了老一辈与少一辈在权威场中无意识的剧烈冲突后的出路，一种新的有"差"而有"序"的稳定格局。在这个新生代实力增长至超越老一代从而催生了新的文化权威格局的过程中，流出精英扮演着领导者与排头兵的角色。
（五）村庄精英整合。中国农村的发展离不开精英的参与与带动。现代农村社会关联程度低下，村民之间没有共同意识，缺乏道德舆论约束，只有个人利益的计算（贺雪峰，2001；吴重庆，2001）。这种原子化的村庄生活增大了村庄精英资源整合及精英资源获取的难度，而共同的外流经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村庄精英资源的整合。农民工大多依靠亲缘、地缘关系"介绍"流出村庄，他们在外打工时往往聚在邻近或相同的地域。当他们共同面对陌生的"他"世界时，内部认同感容易激发，联合起来相互照应是自然而"有利"的选择。这种互动使彼此有机会加深了解，形成"熟人"群体。这就是村庄精英在村庄外进行的曲线社会资本积累，其价值大多在未来回归村庄后体现得更明显。村庄精英的社会资本积累以及伴随的村庄精英资源整合更利于村庄资源建设农村功能的发挥。
四、流出精英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农村，缓解了农村就业压力自然是"理性"的选择，但民工潮的结构不合理，增加了农村劳动力输出的成本。其中精英大量流出村庄，对村庄的生产、生活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中西部的落后主要是广大农村的落后，对于村庄流出精英来说，他们既有一定程度的积累，同时又有了解当地社情、民情的优势，正应该成为中西部广大农村发展的带头人。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后，村庄发展更需要自生精英的直接参与。
（一）影响农村长期效益。一方面农村流出精英应该与所有农民工一起对农村的高抛荒率负责，另一方面农村"能人"流出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力与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失去了农业科技化积极的实践力量。失去精英就意味着丧失活力与创造力，当这种失去的程度越高，农村自生的发展就越乏力。流出精英延迟回归村庄也会迟滞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外出打工积累资金、技术是有益的，但如果迟迟不将这些积累转化为农村的生产力，对于农村来说就是损失，而且长期来看，精英外流所带来的对村庄的积极刺激将呈边际递减。目前，村庄精英延迟回村的风险显然存在。
（二）影响村民自治改革。精英外流造成对村庄精英资源的整体性割裂，使村庄的发展缺乏充分的精英支持，农村政治民主改革也因此受到影响。樊平认为村民自治有一个前提：村民愿意呆在村里头。在农村民主化进程中，由于精英大量流失，选举成了"矮子里面拔将军"，选民的素质和结构也都存在严重问题（孙亚菲，2002）。没有精英广泛参与的选举是不完整的，缺乏广大精英参与的村民自治，也体现不出自治与民主改革的意义。仝志辉认为选举中的精英动员能够改变普通村民的政治冷漠感，有效地加强选举的竞争性，提高公正性（2002）。
（三）影响农村组织建设。农村组织建设关系到农村社区的稳定。社会学家米格代尔分析，分散的农民可能是"革命者"的社会基础，而有组织的农民则可能是改良主义者甚至是保守主义者的社会基础。目前中国的农民缺乏自我代表与自我组织能力（曹锦清，2000），农村组织化必需精英的广泛参与、动员。因此，如果这些越来越受到村民尊重、倚重的外流精英能够留在村庄上，他们就能够尝试将村民组织起来；而且如果他们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表达村民的利益，村庄组织化程度将如同他们在村庄的权威一样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较多的精英参与村庄的组织化过程，就可以在精英之间形成有益竞争，从而保障作为组织者的精英的质量（包括能力、道德、资本等）。当前村庄的组织多是正式组织，村民往往对这些对"上面"负责的组织没有好印象，其整合功能名存实亡。正是大量村庄精英的流出使村庄在组织过程中丧失了产生来自民间的保护型经济的优良土壤，使农村的组织化程度堪忧。
（四）影响文化传统的承袭。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很多精华，是几千年来祖祖辈辈生产、生活创造的积淀，构成村庄文化的特色。然而精英的大量流出使村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优秀文化的承袭对继承者、学习者往往有诸如领悟力较强、善于观察、手巧等素质方面的要求。因此，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光大也是一个需要村庄精英参与的过程。当这些村庄精英流出村庄去谋求在现代都市里的一份苦力，农村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失去了它的承袭主体。"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碰撞的迹象不断出现，看得出传统虽然还活者，但是过去的风俗和信仰已经四面楚歌。"
五、结语
中国文化中有浓厚的英雄情结，也就是精英情结。广泛分布于中国中西部的村庄是全国五千万农民工的最大输出地，随之外流的是大量的农村精英。过去二十年来，这些流动的精英对村庄与农村的发展究竟有何影响是个有意义的课题。研究表明：农村的流出精英降低了乡村资源的紧张程度，提高了农村整体效益；并且他们将大量的资金、技术、知识、信息从现代城市向传统、落后的乡村转移，在乡村传播现代观念、科学观念，成为城乡沟通的重要机制，也成为过去二十年来贫困乡村摆脱贫困的重要方式，并为农村的发展进行了重要的积累。但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村民自治民主改革的推进，乡村越来越需要直接的精英支持。乡村精英外流对乡村的发展贡献逐渐呈现边际递减，乡村将为其精英的外流承受越来越高的机会成本。如何创造机制、优化乡村环境吸引流出精英的回流应该成为继续进行下去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