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世贸组织两年来，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与过去预计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预计小麦遇到强烈的冲击，但2002年小麦恰恰首次实现净出口；预计园艺产品是优势产品，但出口情况并不理想。这些反差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代表们更为关心的还是如何调整相关政策和思路，提高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成本篇
　　中国小麦每公斤成本实际上比美国低。美国农民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政府补贴，中国麦农每亩地需支付税金成本8．94元，此外，中国农民还要支付大量教育、交通等间接成本，如果能降低或取消相关税费，并合理使用“绿箱”、“黄箱”政策，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能得到大幅度提高。
　　关于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问题，人们担心最多的是成本问题。因为中国农业是分散经营，缺乏规模效益。中国农产品成本真的一定比国外高很多吗?
　　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农科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金先春说，实际上美国每公斤小麦的成本比中国的还要高。国内三家专业机构正在对小麦产业进行深入研究，他们发现，1998--1999年，美国小麦每亩净收益分别为-69．37元、-98．98元，而中国同期的数据分别为29．42元、18．33元，这两年美国小麦的每公斤成本分别为1．21元、1．35元，中国同期的数据分别为1．31元、1．23元，河南同期的数据分别为1．19元、1，0元。当然，中国农业缺乏规模效益的确是个遗憾。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专门研究“双低”油菜的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孟金陵博士说，以“双低”油菜为例，加拿大、澳大利亚主要生产转基因油菜，中国生产非转基因油菜，以这两种油菜相比，他们的生产成本要比中国低；但如果拿他们的非转基因油菜同中国的非转基因油菜相比，他们的成本又要比中国高，因为他们的除草成本非常大。
　　为什么我国一些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比国外低，但表现为国际市场的价格时又比国外的高呢?这些代表认为，原因在于国外农民享受很多政府补贴，而中国农民却承担了很多税费负担。
　　金先春代表说，美国小麦收益每亩实际上处于亏损状态，但仍然能以较低价格大量出口，是因为美国政府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出口补贴政策，比如“灵活性生产合同”、“市场损失支持计划”、“无追索市场支持贷款”等。而中国不仅没有正向补贴，反而要比国外农民多支付很多税费。
　　以中国某小麦大省为例，1999年每亩地支付税金8．75元，2000年每亩支付税金8．93元，2001年每亩支付税金8．94元。这些税金最终要从价格上体现出来。
　　要提高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些税收建议取消。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铜山县委书记刘兆勤认为，全国农业税每年并不多，对国家来说无伤大雅，对农产品来说却直接抬高了价格，建议像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予以取消。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富安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卢克松认为，农林特产税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也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调整结构的积极性，国家应该逐步取消。
　　金先春代表建议，除了降低甚至取消相关税费以外，国家还应该充分用好世贸组织规则中的“绿箱”、“黄箱”政策，比如用好农业协定给定的农业财政政策调整余地和空间，用好直接补贴农民的政策，用好种子育、繁、推环节的补贴政策等。
　　品质篇
　　中国“国光”苹果品质比国外的强，赣南脐橙品质也比国际某同类知名品牌好，中国本地面粉也比境外某两大快餐面知名品牌所用面粉更好；中国也有不少农产品的品质不如国外同类优质产品。要提高品质，一方面要加大科研力度，另一方面要实行标准化，尤其是田间管理的标准化
在谈到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时，很多人会认为中国农产品的品质比国外低。其实不尽然。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焦作市黄河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王孝江说，中国的“国光”苹果口感和品质都比国外的强，赣南脐橙口感与品质也比国际上某同类知名品牌好，拿小麦来说，中国本地面粉加工快餐面也要比境外某两大知名品牌所用的面粉更好，所以从农产品的品质而言，并不能一概地说中国的就比外国的差。当然，中国有不少农产品品质的确比外国差。
　　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襄樊市襄阳区双沟镇人大主席、双北村党委书记姬建强说，以“双低”油菜为例，中国油菜的出油率每100斤出油42斤，同国外的一样，但国内油菜籽每吨价格比国外的到岸价格低300元左右，所以我国油菜籽的品质并不很差。
如何尽快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品质呢?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新乡县小冀镇京华村党支部书记刘志华曾作过几个月的小麦产业调查，她认为，国家应尽快整合科研人员的力量，组织技术攻关，尽快研究出系列优质品种，然后迅速推广。其次，要尽快解决黄河灌溉问题。因为用井水灌溉不仅成本高，也影响小麦的品质。
　　金先春代表建议，国家应加强小麦的品质改良研究，结合我国自然生态条件，按照农业部《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的要求，尽快组织实施优质小麦的区域化种植，规模化生产。还要集中进行优质专用小麦品种的技术攻关，尽快发展专用的优质小麦品种体系。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徐州市市长潘永和认为，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遵循国际市场上的标准，包括内在品质和外观等。要达到最终产品的标准化，除了品种本身必须合格外，田间管理必须标准化，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加工篇
　　国外小麦能加工成100多种产品，中国只能加工十几种产品；中国上百家企业的产值抵不上国外一家企业。应尽快研发深加工产品，尽快整合加工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还受到不少因素的制约，应尽快加以解决
　　王孝江代表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起步比较晚，目前开发的深加工产品还很少，产业链条也很短。拿小麦来说，国外可加工100多种产品，而且多是精深加工，附加值高；但中国只能加工十几种产品，而且基本上都是初级加工。在加工工艺上，也有一定的差异。建议国家整合科研力量，尽快研发出新的加工产品和加工工艺。建议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加速企业的整合步伐。
金先春代表认为，目前中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不少是国有老企业，机制不灵，影响行业的发展，建议龙头企业尽快转换机制。另外，不少关键的加工设备依赖进口，设备和工艺、技术还不配套，也影响了行业的发展，应该尽快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在谈到龙头企业的发展时，不少代表认为，目前还有很多障碍，需要尽快加以解决。
　　王孝江代表说，现在贷款太难，银行很多时候还是像政府一样在运行，它的“贷审会”受很多因素的制约，一个人有事缺席就开不成会，企业就贷不了款。在企业“生死一瞬间”的时候，银行往往指望不上。国外获得贷款则简单多了。另外，农业的利润很低，工商、税务应该对龙头企业给些倾斜。
　　姬建强代表说，在龙头企业中，有不少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享受不到国有企业的同等政策。比如说贷款利率，国有企业是3厘多，而乡镇企业是6厘多，这是不公平的。这个问题应该加以解决。
　　还有代表在发展农业产业化方面有全新的思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农林厅厅长刘立仁认为，要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三资”(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外商资本)参与进来。“九五”期间，江苏共引入“三资”162亿元，2002年，江苏引入“三资”项目近2000个，资金74亿元。引入“三资”，首先是解决了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其次是带来了农业经营理念的创新，“三资”产权清晰、职责明确，为农业发展引进全新动力机制，“三资”开发市场化运作，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导入农业领域；三是培育了一大批农业市场竞争主体，解决了市场农业的根基问题。
　　服务篇
　　日本有“国外市场风险基金”，赔付率最高可达100％，中国没有；国外企业在进口国有本地化的专门公司负责营销，但中国龙头企业在国外连经销商都难找。有关方面应该提供相关服务，提供不了的，就鼓励企业发展自助组织----行业协会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圣明认为，今后几年，国外农产品还会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市场。因为市场的进入需要一个过程，它们的销售网络目前正在建设之中，所以近两年它们对中国市场的冲击还不是很大，但等网络建起来后，它们的冲击就会大起来。中国龙头企业不仅要守住自己的阵地，还要想办法走出去。但现在中国龙头企业还不能获得很好的服务，与国外企业有很大差距。比如开拓国外市场是有风险的，日本有“国外市场风险基金”，最高赔付率可达100％，日本企业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开拓国外市场。
　　杨圣明代表说，品牌的建立需要过程，中国农产品刚迈出国门，短期内不可能叫得响，但目前中国企业的行动总的来说还是太慢。国外大企业在中国都有本地化的公司专门负责营销(包括调查市场、研发产品、树立品牌、售后服务等)，运作现代化；但中国不少龙头企业都是在国外找代理商，有的连自己的品牌都不能打，有的连代理商都找不着。它们迫切需要相关的信息服务、市场服务，但现在很难找。这些问题单个企业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建议有关部门扶持成立相关的行业协会，靠市场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国外，成立行业协会是非常方便的。
　　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问题是个很大的课题，需要各有关部门甚至全社会共同研究共同探索。但愿不久的将来，在农产品领域能出现几个世界级的知名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