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委员　　
　　 就今年“两会”大家关注的“三农”问题，记者专门采访了擅长宏观经济研究同时又有比较丰富基层经验的任玉岭委员。任玉岭曾在地方任过职，又长期在国家科委、国务院工作，对农村问题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　　
　　 投入增幅缓慢，农民负担攀升　　
　　 任玉岭做过一个统计，1978年到1999年的21年中，农业税收从原来的28.4亿元增加到423.5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3.9％，而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率是10.2％，农村税收的增长幅度高于国家财政的增长。另一方面，从国家财政的支出情况看，1999年国家财政支出比1978年增长10.75倍，同期国家财政对农村投入仅仅增长6.8倍。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近20年的一个趋势：农民负担不断加重，而国家对农村的相对投入不断减少。另外一个方面，政府对农村、城市的基础投入极不对等，正如北大教授萧灼基所说，城镇的公共设施由政府出资建设，而农村修桥、修路、供水、排污等公共建设大都由农村自己负担，进一步加重了农村的压力。　　
　　另一方面，由于工业产品的涨价，农业生产成本越来越高；与此同时，连续多年来农产品价格不但没有上升还在往下走，农民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甚至根本挣不了钱。一些农村出现“抛荒”现象，农民的积极性得不到保障。　　
　　除此以外，在农村贷款相当困难。作为中国“第二财政”的银行系统，要求农民必须有存款做担保。而不少金融机构从农村吸纳的存款，却大量投向城市，造成农村资金的进一步紧缩，使农村经济失去“造血再生”能力，难以得到大的发展。　　
　　沿海内地不平衡，农村城市不平衡　　
　　任玉岭谈到，当前中国的“三农”问题，主要是在广大的中西部内陆地区，沿海开放地区通过过去的发展积累基本上走向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这是背景之一。所以政府下一步着重需要重点扶持的是中西部地区包括中部的主要粮产区。　　
　　从国际大背景来看，由于发达国家农村人口比例小，所以整个国家采取的是一种“城市经济模式”———把重点放在城市、资金集中到城市。即便如此，发达国家也一直都是采取高补贴调动农民积极性，农民收入的40％到60％来自政府补贴。而我国70％的人口在农村，与世界整体情况不一样，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三农”问题不解决，大的内需就难以拉动，整体经济也会受影响。“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模式的并存，决定了中国“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地位。　　
　　加大投入，放水养鱼，重点倾斜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任玉岭认为有两点必须强调：一是加大投入，放水养鱼；一是重点向中西部农村倾斜。“放水养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减轻农民负担，一是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2001年，全国农业税481亿元，在当年15300亿元的财政总收入中只占3.14％，因此不少专家如萧灼基等认为，即使把农业税这一块全部减免，国家财政也是可以承受得了的。与此同时，加大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科技水平，让农村闲置劳动力得到发挥，农民收入得到提高。　　
　　任玉岭认为，下一步“三农”问题应该重点关注内陆、扶持内陆地区。尤其对中西部地区，重点加大政府投资包括基础建设、教育、科技方面的投入，与此同时，在资金方面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措施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促使中西部地区能上一个新台阶。只有广大的内陆农村发展起来了，中国的“三农”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