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落幕的十六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完全符合我国的国情，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明确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巨大变化。家庭联产承包使土地变得更加富饶美丽，乡镇企业使农村洋溢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勃勃生机。这两大变化都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改革两座最辉煌的丰碑。事实表明，农民一旦站到了主人的位置上，他们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会像黄河之水一样滚滚而来，成为时代进步的最强大动力。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民又有一个寓意深远的创造。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了充分就业，为了捕捉更好的发展机会，毅然离开世代生活的家园故土，到沿海去，到南方去，到城市去，到所有需要劳动力，适于自己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地方去。没有政府的组织，也没有党的号召，越来越多的人自发地踏上了这条路。于是，就有了场面恢宏的几千万农民跨区域大流动，就有了波澜壮阔的“民工潮”。就像当初只看到某个社队办了几个小工厂，还联想不到会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一样，某几个农民的外出就业也显得平淡无奇。但是，当这种少量农民外出就业的行为演变成为几千万人的共同行动，并且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大现实时，它深邃丰厚的历史内容就显示出来了。且不说流动就业者本身怎样增加了收入，交流了信息，学到了本领，提高了素质。从改革发展的全局来看，这种流动既解决了某些先进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不足，也缓解了不发达地区劳动力大量剩余的就业压力；同时，这种流动也有力地冲击了城乡分割、区域封闭的旧体制，构造了用市场机制在区域间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新体制。如果说改革进程中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一直处于滞后状态的话，那么，农民的这种流动就业显然是超前构造了一个劳动力市场体系。可以说，“民工潮”是一种改革开放的大潮，是一个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发人深思的现象，这就是：在千千万万异地就业的“打工者”中有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他们通过打工生涯的锤炼，掌握了某些生产技术，培养了管理能力，提高了自身素质，进而独立创业，他们有的创办了个体、私营、联营企业，有的领办或创办乡镇企业，创建了一大批中小型民营企业，以至大型企业，实现了“从奴隶到将军”的转变。昔日的打工仔打工妹，今日的厂长经理企业家，就是这些人的创业历程。这些人被人们称为“创业之星”。
　　如果说从一个农村中的普通农民成为企业中的“打工者”是第一次飞跃，那么，从一个普通的打工者成为一个企业的主要管理者甚至所有者，那就是第二次飞跃。这样一种角色的变迁不仅说明了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某种成功，也说明了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了。从为自己找到一个就业位置到为其他人创造一批就业位置，从一个人创造财富到组织带领一批人创造财富，这就是“创业之星”的两个“飞跃”的辉煌风采之所在。
　　就像无法说出究竟有多少农民在流动就业一样，我们也无法说出其中究竟有多少成功的创业者。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创业者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群体，打工成才现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从社会的角度看，应当发现他们，表彰他们，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帮助他们继续提高，通过他们的示范和启示，带动更多的创业者走向成功。另一方面，通过发现和总结，提示农民流动现象的一个更深刻的层面，即随着“民工潮”的兴起，必将带出一个“创业潮”，为社会营造一个向上求进、不断创新的氛围和环境。
　　如果说当时对这样的估计还有一些同志存在某种疑问的话，那么，现在可以讲，这样一个创业潮流已经来到了。由打工、成才到创业，一人富带动多人富，这不仅是打工者本人的追求，也是党和政府的期望，是发展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的新的生长点，对增加农村就业机会，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希望这个潮流汹涌澎湃，我们应该为这个潮流推波助澜。
　　创业潮兴起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大潮，通俗地说，“民工潮”是花，“创业潮”是果。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步伐，农村富余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已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这是不同寻常的十几年，是从无序到逐步有序，从民工潮涌到创业潮起的十几年。我们认为，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一个良性运行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
　　(一)农民的流动在较大总量的规模上平稳运行。随着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城市下岗人员增多，客观上城市吸收农村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同时，城市的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些限制性政策，以保护城市人口的就业优先，再加上加入WTO，我国农业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必然给农民工进城增加新的困难，形势更加严峻。
　　(二)农民流动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调查显示，漫无目标的外出越来越少了，流动者的理性程度大大提高。这首先要归功于农民自身流动行为趋于成熟。许多农民从早期的盲目外出中吸取了教训，越来越重视外出决策的合理性和准确性，重视信息的收集分析，努力构造外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依托，减少盲目性，降低流动的成本和风险。同时，他们也积累了流动就业、异地生活的经验和知识，越来越自觉地学习现代文明、适应城市的生活环境。其次，近几年来，许多流入地区的社会团体、企业、政府部门开始自觉地开展对外来就业人口的素质培训、法制教育等工作，无疑也为这些外来人口在观念和行为上的规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三，流出地区的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劳务输出工作更加重视，组建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中介服务组织，为民工有序流动提供信息，组织培训，派遣输送等方面提供有效服务。流入地区推行的“劳务输出基地化”探索，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以组织劳务输出为内容的对口扶贫工程，同时，加强管理、规范劳动市场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流动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三)负面影响显著减少。随着近几年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持续平稳发展和民工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民工潮对城市社会秩序的不良影响有明显好转。主要表现是：(1)在交通运输方面，前几年那种春运时节外来人口露宿车站码头，火车内人满为患的情况有所缓解，政府和往返民工都不再那么担忧紧张。从原因来看，一方面是交通发达了，高速公路增加，公路客运能力扩大，火车提速，加挂临时客车，运输能力提高；另一方面是政府和有关方面的组织工作加强了，团体包车，集体预定票，动员一部分人春节不回家等，都发挥了作用；(2)在城市管理方面，前一阶段的主要问题，一是公共设施的压力，如外来人口增加导致公交、供电、供水、环境卫生、副食供应等方面的紧张，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这些问题都已明显缓解。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商品短缺的状况基本结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民工的进入扩大了需求，需求的扩大又拉动了供给的增加，反而刺激了公共品市场的扩张，矛盾不再那么突出了；二是治安的压力，外来人口犯罪率居高不下，但近几年也明显好转，由于加强了对民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措施得力，外来人口的犯罪率明显下降。这些变化都有力地说明，只要相应的工作能跟上，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四)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回乡创业潮流。1989年以前，打工创业现象开始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只是作为一种现象出现，尚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近几年来，形势迅速发展。第一，打工创业者作为一个有特殊生活经历的社会群体，数量急剧扩张，尤其是在一些劳动力流出频率较高的地区，已经形成较大的规模。虽然全国范围无法统计，但局部地区的数字也很说明问题。如四川省(重庆设直辖市以前)在省内外流动就业的农民工1000多万人，而回乡创业的近40万人，4％左右。有的县城，甚至整条街上的摊点、店铺都是外出打工人员回来创办的，被称为“创业一条街”。第二，流出地政府已经开始高度重视吸引外出打工人员回乡办企业。他们不仅主动与打工者中的成功者联系，鼓励他们回乡投资，而且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扶持政策，对于回乡创业者从土地批租、工商税收、手续审批和贷款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方便。我们认为，现在蔚然兴起的创业潮，必将成为我国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为扶贫工作创造出更加符合各地实际的新经验和新机制。
　　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是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措施。因而，搞好劳务输出，让农民充分就业，已成为中西部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共识，有的地方把它看作是“民工经济”；有的地方每年都举办一次“创业之星”经验交流表彰大会，进一步推动民工潮和创业潮的健康发展。
　　我们衷心希望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团体，热心于农民充分就业和扶贫事业的同志，在进一步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创业潮，支持创业潮，推动创业潮，为打工创业者搞好服务。要重视调查研究，注意观察分析总结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打工创业和扶贫工作进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总结广大农民开创的“自谋职业、自主创业、自主脱贫”的新鲜经验，从理论上予以总结，向全社会介绍推广他们的经验。我们不仅要支持扶植那些已经取得一定创业成绩的成功者，还要支持鼓励那些正在打工的普通劳动者努力实现“两个飞跃”，走上创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