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西部开发下一阶段的战略部署？受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的委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成立了“西部开发重点地区规划研究”专家组，并专程赴西部地区进行了为期50多天的考察。近日，记者走访了专家组成员、负责西部特色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的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彦随博士。

　　反思“富区不富民”
　　西部大开发三年多以来，国家对西部投资建设了37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累计投资达到6000亿元之多，西部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7％，人均GDP增长8．6％，而人均纯收入并没有随之同步增长。原因就在于西部的农业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此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农民还没有充分享受到阳光和雨露。
　　刘彦随认为，在西部，他感到存在“富区不富民”的现象。他说，这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西部传统的重工业化优先战略抑制了西部农村发展和农业资源优势的有效发挥。
　　在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区域均衡发展、城乡隔离等宏观背景下，西部的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以能源和重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和在经济总量中比重的上升。这种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当时条件下的合理性。然而这种发展模式违背了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造成了“双二元”结构，即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割裂，重工业与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割裂。西部也曾有过两次大的建设，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的落后状况，主要原因是没有和西部的农业发展基础结合起来，未能在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内居民生活质量提高之间建立起良性的循环机制。
　　在这种模式下，西部形成了畸重的产业结构，工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微乎其微，农业长期在低层次上低水平地缓慢发展，独特而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空间优势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更为严峻的是，1996年之后传统大宗农产品结构性矛盾明显暴露出来，“卖难”问题较为普遍，来自农业种植业的农民收入开始下滑，1996－2000年，农民收入的增幅由9．1％降至2．1％，农民增收缺乏新的增长点。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之后，在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只靠外延型扩张（如增加农产品产量、提高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的路子越来越窄；其二，地方政府往往追求的是一些宏观的经济指标（如GDP总量与增速），从总体上看地方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上去了，但由于农业比较效益的低下以及利益分配机制本身存在的问题，使得西部农村经济发展迟缓，农民增收困难；其三，农村人口多，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民负担过重。
　　刘彦随认为，造成以上情况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实施中，农业仍未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农业的富民潜力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富民的关键在于优化产业结构，充分、合理、全面地利用西部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其中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是重点目标之一。但由于长期形成的东西部分工格局的惯性，以及西部经济发展阶段的初级性，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投资重点仍偏向于基础设施、重大能源矿业项目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客观地讲，西部农业仍未得到国家强有力的支持。虽然，部分农民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中得到了粮、款补贴等政策实惠，但政策实施的初衷是“以粮食换生态”，瞄准的是长远的生态目标，存在着区域宏观生态环境建设与农民微观经济收益增长的错位隐患。农业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促进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潜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农业产业化的困惑
　　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新课题，这种经营形式顺应了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全方位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也是西部地区农业综合开发与农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
　　刘彦随说，经过这次调查，我们认为，近几年来，西部大部分省市在如何立足区域比较优势，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化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像西部的西陇海兰新沿线、呼包－包兰沿线等重点经济带的一些中心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已有新的起色，甚至不乏有成功模式的涌现。如，陕西省“实施优果工程，建设果业强省”，2000年，以苹果为主的果业收入达126亿元，仅苹果一项增加人均纯收入238元，如今果业已成为区域农村经济覆盖面广、产业链长、综合效益显著的产业之一。但总体而言，西部农业产业化发展还处在规划与起步阶段，各个地区几乎都有特色农业和产业化发展的规划，但仔细审视，感觉一些地区还没有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贪大求全、盲目效仿现象比较普遍，以为只要学得来，就能“特”起来，只有“特”起来，才能富起来；另一些地区倒是找准了目标，但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不能做大做强，还有一些地区仍在坐等观望，寄希望于“跑步进京”，争取国家投资项目来带动发展。如此等等，不免给人们留下深思。
　　农业产业化是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本质是通过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业产业体系，使区域农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产生最佳的经济效益，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同时推动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简单地讲，农业产业化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三个联系：即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联系；生产领域和交换领域的联系；资源利用和市场需求的联系。同时在农业产业内部需要建立起合理的分工体系。
　　在谈到西部特色农业与产业化发展时，刘彦随强调：首先需要明确定位问题，应当充分考虑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现有产业基础和市场环境等条件，其战略高地最重要的是传统农业结构的转型及其空间布局的优化，瞄准建成全国特色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和优质绿色农业产品贸易中心，立足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与优质产品开发，延长产业链，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形成区域市场竞争优势。
　　推进西部特色农业产业化，关键是市场问题，市场既是动力源，又是突破口。整个西部地区交通不便、远离中心市场和进入市场成本过高，成为农业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首要制约因素。而且，西部各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普遍缺乏大型龙头企业，没有了“火车头”，如何闯市场？同时必须看到，入世后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外国农产品抢占国内市场依靠的是实力雄厚的贸易公司或跨国集团，还有中东部一些大型企业依靠实力和品牌西进，抢占资源和市场。面对强劲进攻之势，西部地区如果仅凭农民单打独斗闯市场，肯定是没有希望的。必须建立农业发展的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共同闯市场。
　　应引导现有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入特色农业及其产业化经营，树立典型，形成示范效应，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带动农业特色村、特色乡、特色县的发展壮大；根据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推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促进农业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农行、农村信用社应适应降低门槛，改变“嫌贫爱富”以及“谁放款、谁签字、谁负责”的做法，切实解决信贷难的问题；建议国家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对出口龙头企业的退税要及时、到位；摆正政府的位置，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改变用行政手段搞农产品基地建设的做法，更多地提供示范引导、信息服务、部门协调，切忌包办代替。
　　另外，刘彦随还谈到，西部开发的有关政策与行业或部门政策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如税收政策。按照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应当给农业科技示范、龙头企业减免一定比例的税收，但税务部门也有自己的规定，因而，有些优惠政策在实践中就是难以落实。

　　剩余劳动力问题
　　在谈到农村劳动力转移时，刘彦随说：到目前为止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如果说中国的问题在于农村，那么农民问题便是西部农村问题的根本。在中国农业是弱质产业，表现在农业对劳动力的强烈依赖。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解决农民问题首要的就是要减少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但最好是离土又离乡，进城稳定谋生。农业剩余劳动力增长越快，这种困惑就会越大。
　　农民出不去，技术信息进不来；农民进城去，老弱妇幼进田地，农业生产的主体日渐弱化，有的乡村甚至见不到青壮的农业劳动力，如此状况，又如何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呢？
　　相对而言，能够出去的大都是农村有知识、有魄力的“能人”，而留在家里的或在城乡间摆动就业的农民往往是文化素质较低的，难以适应城镇就业的要求。当然，还有一些观念问题，农村“能人”不一定就是城镇里的“能人”，其中大多数缺乏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习惯自给自足，有不愿“伺候人”的陈旧观念，因此难以在城镇稳定就业，而农村的承包田又处于兼业粗放经营甚至是撂荒状态。
　　例如，咸阳市地处关中地区、近邻西安大都市，但农民市场经济意识并不强，农业中果业是强项，苹果是适生区，产量也基本接近山东的烟台，但烟台苹果年出口近50万吨，而咸阳出口仅几万吨，专门搞市场营销的人员少、能力弱。农村剩余劳动力多，但出去的很少，全市380万人中仅有18万出去非农就业。
　　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解决农村就业和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但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还要重视对从事农业经营的“留乡农民”进行必要的科普和实用技术的培训，培育出适应市场要求的新型农民队伍是根本的战略性举措，远远强于政府给钱给粮。
　　近年来，西部农业的成本不断提高，农民负担日益增加，曾经是农业种植“能手”、生产大户的人，选择了进城谋生，主要是因为农业收益越来越低，有些地方的农民种地越多、损失越大。减轻农民负担只是救急措施，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导致负担增加的根源问题。应该说，很大一部分农民不该由县乡农民来负担却摊到了他们的头上。
　　调查表明，目前西部大部分地方的教育支出占县乡财政支出的近60％，县乡“吃饭”财政根本无力自办教育，但因为有“义务教育法”又必须去办，这样怎么有精力和财力支农呢？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深层次的体制问题，需要长期的改革和创新来解决。
　　总之，西部大开发如果不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下功夫，西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西部开发也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