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采用“城镇化”战略，就是让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小城镇去谋生去就业。以为建它十来万个小城镇，农民就不到城市里来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不仅亿万农民不接受，而且与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背道而驰，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
　　我国传统观念认为，农民分（承包）了土地，生活就有保障，孩子长大自然务农，不存在就业问题。农民的子女当农民，天经地义。
　　建国之初，农民分了土地，农村基本上没有发生就业问题。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变化，有些农民外出谋生，但传统观念对决策层的影响很深，他们把农民外出谋生视为非法（实际上当年是符合共同纲领和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条款的），屡次发文坚决加以防止、制止。城市社会、干部、官员都将外出农民侮辱性地称为“盲流”。
　　我国至今仍然是个农业大国，将近13亿人口中约70％在农村；农村劳动力有五六亿，农业剩余劳动为目前为1．5亿－2亿。近20年来，农村耕地每年以500万亩左右的速度递减，而农村劳动力每年以1000万上下的速度递增。加之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约3亿农民就业不充分，普遍存在隐形失业，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从国家的角度看，几亿劳动力资源闲置，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是严重的浪费，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002年“两会”期间，会上会外都谈论“三农问题”。反映湖北监利县棋盘乡情况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已成为畅销书。会上有代表（委员）提出，农村要富必须减少农民，实现农村城市化，也就是让农民外出就业。可是有的领导还是认为，农民有承包地，就业不成为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民的就业环境没有根本性的变革。
　　没有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
　　城市化不仅是为了解决农民转移就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变革农村生产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期，家庭承包制对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到了20世纪最后10年，这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分散的、小规模自然经济的历史局限性已经显露了。
　　过量劳动力密集在分散的小块土地上，无法大规模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加之近几年农民收入持续下降，如计入农业劳动成本，收入实为负数，农民生活困苦，农村青壮年相继外出。只是因为户口在农村，城里没有他们的社会保障，甚至没有合法居住权，不得不留退路，才托人代种、代交土地税而保留那块承包地。有的人则不惜土地抛荒外出谋生和发展。
　　另一方面，农村这种分散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经营规模过小，无法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劳动生产率极低。要想农村富，只有进一步解放农民，消除城乡壁垒，让农民彻底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政府要改善他们离乡后的就业环境，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与市民同样的社会保障，解除其后顾之忧。这样，才能够将土地合理集中，扩大经营范围，取得规模效益，发展农村生产力。可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农村城市化问题。
　　城市化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很低，2001年，我国城市化率只有37．66％，落后于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经从“离土不离乡”的初级模式进到“离土又离乡”的成熟模式。大批隐形失业农民转移出来，务工经商或搞服务行业，承担城市劳动者不愿意干的苦、脏、累、险和有毒的活计，对城市生产和生活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实践证明，城市的基本建设、公共设施、生产和生活多方面需要农村劳动力。有的地区采取种种办法，如卖户口、发蓝印户口本等，对农民进城赋予一定的合法性。安徽滁县地区，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卖户口”受到批评。其实在此前后，别的城市也有类似的做法。上海等地则实行蓝印户口，近年改为上海地方户口。去年京沪等大城市规定，允许外来人口有条件地在本市落户。条件是：在本市有住房、有单位接收，还要在本市投资若干万元。条件很高，外来户能满足规定的条件而获得城市户口的寥寥无几；对于绝大多数外来的普通劳动者，这些举措谈不上什么就业环境的变革。但它们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城市对农民工和外来人员还是需要和欢迎的。
　　“城镇化”实质是限制农民进城市就业的政策
　　上世纪80年代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小城镇，不许到县城，但是，农民还是大批离土离乡，往城市转移。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其他原因，到1989年，农业剩余劳动力15亿至2亿中，已有1．3亿转移出来，其中约4000万在城市就了业。他们或当临时工、或当家庭服务员（保姆）、个别的成了技工。城市化问题不能不提上日程。
　　1995年，中央11个部委联合发布49号文件：《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为我国城市化道路定了格。
　　《意见》第一条规定：“在广大农村地区积极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的现实选择，是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途径。”
　　在此《意见》指导下，小城镇迅猛发展，乡镇数量迅速增多，基层党政机构膨胀，农民负担加重。我国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乡镇财政基本上由农民负担。据统计，全国有4．5万个乡镇（其中建制镇约2万个），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和教师）已达到1280万人。此外还有380万名村干部，平均每40个农民就要供养一名干部。（《财经》2002年第15期）
　　实践证明，积极发展小城镇，徒增农民的负担，却解决不了几亿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但是，我们却不接受教训。积极发展小城镇还不够，还要更进一步，以“城镇化”取代“城市化”，并写进“十五”发展钢要。有人说这是用词问题。其实不然。“城镇化”与“城市化”，一字之差，涵义大不相同。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城市化”是个外来语：“urbanization”，是“使……具有城市属性”之意。“镇”在英语中是“town”，指人烟稠密的乡村地区，没有“化”的意思。
　　我们采用“城镇化”战略，就是让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小城镇去谋生去就业。以为建它十来万个小城镇，农民就不到城市里来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不仅亿万农民不接受，而且与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背道而驰，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
　　关于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近几年学术界进行讨论，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综合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主张给农民自由，让农民自己选择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去谋生、去发展。这并不仅仅是农民的愿望，乃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数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严格控制”农民进入城市的失败是必然的。用户籍制度来管，也管不住。
　　去年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再就业工作会议，对于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政策已经有所放宽。虽然只是简略地提到，其中有一段话，却是十分中肯、十分重要的：
　　“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认真清理不合理的限制政策，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各类企业招用农民工，应签订劳动合同，必须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这段话很有新意，很有针对性，表明党和政府对农村劳动就业观念开始有了转变，不像过去那样一味强调就地就近消化，严格控制农民流入城市。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建议在此基础上前进一步，放开对农民流动的控制，让有条件的农村劳动者进城谋生，促进农民就业环境的变革。
　　摘自：2003.1.25～1.31 ⑦《财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