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严重滞后
　　去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是２３６６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６８６０元，两者的比例是１：２．９。要强调的是，城乡的这两种收入其实是不可比的，因为统计的口径很不一样。
　　城镇居民的收入，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拿出来作为生活消费，但农民的收入就得进行扣除，你必须垫付第二年农业生产的费用，你得买种子、买化肥农药等等，从这个角度算来，在农民的纯收入中，真正能够用于他的生活消费的不超过６５％。同时农民的纯收入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实物折款，农民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粮食蔬菜都要按市场价格给他进行折算，甚至农民自己种的树，每年一棵树也要涨两三块钱。所以如果按照实际生活消费的水平来说，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估计要达到１：６。 我刚刚讲的只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其实地区间的差距也很厉害。现在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大概有６０００多块钱，基本上跟城镇的居民收入差不多。最低的除了西藏外，是甘肃和贵州，１５００块钱一年。同是当农民，地区间相差４倍，城乡之间又相差３倍，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除了农民收入水平低、城乡差距大之外，农村的社会事业和城市相比也明显滞后，最突出的就是教育和卫生。现在大家对农村的教育都很重视，你到偏僻的农村去，就能看到农民子女受的教育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而且这样低的水平主要还是靠农民在负担。 农村流传一句话叫做“负担围着教育转”，就是说在农民的负担中，教育占了很大的比重。这次安排给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个扶贫县，前些日子我到当地的小学去，问要交多少学费，学生们跟我讲除了自己的花费，大概一年要交一百三四十块钱。
　　我又去和学生的家长聊，得知县里统计的他们去年全县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是４９４块钱，这并不是现金收入，但孩子要交的一百三四十块钱可都是现金了，所以他们觉得压力很大。在村里的小学校看到，全校从学前班到四年级所有的学生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在这么一种状态下培养孩子，将来到底会怎么样，很值得忧虑。 农村卫生事业的滞后可能更严重，在我国有《教育法》，孩子到了学龄不上学家长是违法的，但有病不去看病，没人会说违法。现在鼓励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如果每人每年拿出３０块钱，然后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分别再补贴１０块钱，加入合作医疗的农民每人每年就可以有５０块钱，这应该是很鼓舞人的。
　　但说实在话推行起来难度很大，这件事的前提是要农民拿出钱，但我知道没几个农民会拿出那３０块钱来加入合作医疗。农村税费改革费了那么大的劲，结果就是每个农民少交了３０多块钱。所以说，农村社会事业方面的滞后特别明显，如果要真正建成全面小康社会，那么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就必须上一个大的台阶。 农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要在农村实现全面小康，关键还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尽管小康社会不仅仅是经济指标，还包括了社会、政治、文化各个方面，但说来说去，离开经济都搞不了。
　　目前的情况是，在农民人均２３００多元的年收入中，来自农业的和非农业的大概各占一半。也就是说，身为农民，真正来自农业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一半。这当然未免是一件坏事，但应该引起注意的是，这几年来自农业收入的绝对额是在不断地下降。 我算了一下，１９９８到２０００这三年，全国平均每个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比１９９７年的绝对额减少了１４２块钱。去年有所恢复，但４年结算，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还是比１９９７年减少了１０２元。对于全国的农民来说，农业连续几年不能给他们增加收入，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
　　１０年前日本农业经济学界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来中国，跟我说，日本的农业已经死亡了，我听了十分震惊，说你这话怎么解释呢？他说，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投入１０块钱产出８块钱，维持不下去，迟早它要死亡。当然我们现在还没到这种地步，但如果农业没有效益，不能给农民增加收入，它就很难持续发展。近段时间农业生产资料销售困难，就跟农民不愿意增加农业投资有关，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现在我们的农产品是供过于求，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去年中央２号文件指出，如果农民不能从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中得到实惠，这种比较好的农产品的供求局面就完全可能发生逆转。目前农产品供给能力很强，这当然是件好事，但如果农民得不到好处，他当然就没有积极性，没有积极性，供给就会下降。
　　其实回顾我们改革开放２０多年，农产品的供求形势也曾出现过两次大的波动，一次是从１９８８年夏天开始的，一次是在１９９４年，都引起了物价的高涨。１９９８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最高值，有５亿多吨，随后开始下降，１９９９年是略有下降，２０００年粮食减产了９％，２００１比２０００年继续下降，今年可能比去年略有恢复。就是说我们这几年的粮食产量都在４亿６０００万吨左右，和我们正常需求的４亿９０００万吨相比，每年大概差３０００万吨以上，现在有库存问题不大，但是库存挖几年总会挖完的。这方面我觉得不能掉以轻心。 过去一些让农民增收的手段现在都不见得有用了。我觉得应该结合我们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来研究。 进入小康之后，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恩格尔系数下降了。去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是37.9％，也就是说,在他整个生活消费开支中，用于食品的开支不到38％。当然，这反映出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统计局分析了2001年的市场，住房、汽车、子女教育、网络和通讯、外出旅游、购买服务是六大消费热点，很遗憾，里面没有农产品。农民就有些担心了，你们的收入在增加，但你不买我的东西，这怎么办呢？
　　我做过一些分析，2001年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5年前提高了2020元，这增幅不低啊，但是用增加的收入干了些什么？别的不管，我注意到他用在食品方面的开支只增加了109元。拿经济学上商品的“收入弹性系数”测算一下，1997年到2001年城镇居民食品的收入弹性系数是0.05，这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城镇居民收入每增加1块钱，他只拿出5分钱用来增加食品的购买，另外9毛5花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对农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更要命的是，看起来他增加了109块钱的食品开支，但分析一下结构，其中用于外出就餐的开支增加了128块，用于嗜好品就是烟、酒、茶的开支人均增加了39块，这两个一加比食品开支增加的额度要大得多啊。
　　这就说明，城镇居民对有一些食品的开支是减少了。减少的是什么呢？5年下来，人均每年用于粮食的开支减少了83.40元，用于油脂的开支减少10.10元，用于肉禽的开支减少25.30元，用于蔬菜的开支减少12.40元钱，那么算一下账，在粮、油、肉、菜这四项上，和5年前相比，每一个城镇居民的开支减少了131.20元。这些开支减少了，让农民上哪去增收呢？但是目前这个阶段躲不过去，因为经济发展了，恩格尔系数肯定要下降。人不是收入越高、吃得就越多，他吃得反而少起来了，这一下农民就麻烦了。 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城市居民的比重太低，购买商品性农产品的消费者群体相对太小，市场就很难扩大。为什么这几年中央反复强调城镇化问题，实际上是和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60—70％的人在生产吃的，30—40％的人在买吃的，只要科技一进步、产量一提高，这个市场很快就饱和了。如果认真去分析一下各类商品的收入弹性系数，你就会发现,目前正处在一个对农业挑战非常严峻的阶段。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发展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工业化尚未完成、信息化已经到来。我理解,信息化实际上就是高新科技的代名词。用高新科技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但现在整个国家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资本和技术大规模地替代劳动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几年我国乡镇企业的产值在增长、出口在增长、利税在增长，就是就业不增长。 过去我们有一个词叫做谷贱伤农，但现在加工业、制造业的生产过剩，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乡镇企业要想在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它也要改造技术、提高科技含量。那么农民在其中受的煎熬就是，就地转移到乡镇企业就业的机会减少了——去年底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是13083万，比1996年减少了500万。这几年农民承受的就业压力是非常大的，乡镇企业减少了就业规模，减到农业中去，但农业的就业形势也很严峻，严峻在哪里呢？我说的农业是指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林业四个方面，这四业从改革之初到1991年，就业人数一直增加，到1992年开始略有下降，降到1996年一共减少了1000万人。到1997年开始反弹，现在和1996年相比，就业大概增加了200多万人，和1978年相比呢，总共增加了4000万人，就是这么一个局面。乡镇企业进不去，农业里边又不能增加，所以现在农民流动就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流动就业的农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农业部按离开本乡镇就业3个月以上的口径测算，去年有8800万农村劳动力在流动就业，打工的总收入是3000亿，平均每个农民来自流动打工的收入是367元，占到去年农民纯收入的15.9％。但是很多农民走的时候是拖家带口，所以很多人认为流动人口肯定超过了8800万。到底有多少人，可以这样估算：去年年底按新口径统计的农村人口大概是7亿9500万，新口径是指不按户籍而按居住地统计，你户口在农村，但只要半年以上你不在农村，那就不统计在农村，如果你半年以上居住在北京，就统计在北京。同时，公安部门的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统计还没改过来，那儿的农业户口是9亿3400万人，一减，很清楚有1亿4000万人的差额，这1亿4000万人是农业户口，但他已经半年以上没在户口所在地了。当然这里头可能有一些统计上的误差，但估计至少也有1亿2000万农村人口在流动。
　　记得今年夏天我在日本的时候，日本农水省的几个官员问我中国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大概有多少，我就把这两个数字提供给他，一个是8800万，还有一个是1亿4000万，那个农水省的官员惊讶得嘴都合不上，说1亿4000万比我们全日本的人口都多，要是整个日本的人口都在外边这么转起来的话，那可是不得了的事。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土地制度
　　农村人口流动，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就业不充分，所以要解决就业问题。农民在就业、收入问题上这么受煎熬，应该说完全是和我们过去体制下形成的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矛盾联系在一起的。要想扩大就业的机会，毫无疑问一定要加快城镇化的建设。 我非常理解主张发展大城市的观点，现有的统计资料都能表明大城市的经济增长率是最高的，这是事实。但从中国的国情来说，现阶段我们搞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要解决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这是当前我们加快城镇化需要解决的最迫切任务。现在，很多东西其实已经用不着争了，因为十五届五中全会的建议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中国要走出一条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算在里头了，没说哪个要，哪个不要，都可以发展，关键是要协调。这次十六大报告中把城镇化放到繁荣农村经济里头讲，一共讲了三句话：一是要加快城镇化，第二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协调发展，第三就是小城镇建设要突出重点。我觉得这就把中国下一步的城镇化思路讲得很清楚了。 我希望大城市有更快速的发展，因为越发展农民流动就业的机会就越多。但问题在于他能在这里打工挣钱，却未必能成为这里的居民。我自己也接触过一些在城里务工的农民，问他以后想干什么，他说：“要让我随意畅想的话，我肯定是想成为北京人，但是我明白，我成不了北京人，我只能过两年就回去了。因为我们夫妻俩在这儿打工，一年能剩5000块钱，但在你们北京5000块钱只能买一平方米房子，弄一个50平方米的家我要干半个世纪，这不现实，所以我肯定是要往回走的。”
　　如果进一步问他回去做什么，多半人会说回到村里去盖个新房子，但也有一部分人说准备拿这点钱回到家乡所在的市里或县城里，买一个房子或租一个房子，前店后厂，楼下开餐厅、楼上住人，他把一家人都从乡下接出来，不种地了。听了之后,我觉得这里头有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一个农民在城里攒了三五万块钱，就回乡扒了旧房又盖新房，那算什么城镇化呢？城里人又回到乡下，那不是“反城镇化”吗？只有像后一种说的，住到中小城市或县城里，中国的城镇化才有戏。
　　我觉得中国现阶段的城镇化还得有两个支点、一条纽带，就是大城市得给农民一个最初从耕地中拔出腿来，找到非农就业岗位的机会，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则使流动就业的农民得到变成市民的机会，而联系两者的纽带就是农民的外出流动就业。显然，大中城市为农民提供就业，给他积累资金的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在农民的流动就业中掺杂了很多限制，那么这个积累的过程就会很慢。所以，中央提出对进城务工农民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十六字原则，提出“公平对待”农民，我接触了很多农村的同志，都觉得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
　　中国的城镇化，我觉得不能再走那种使农民破产变成城市贫民的道路，那太痛苦。现在到印度、巴西和墨西哥去看，破产的农民在农村没有立锥之地，就跑到城里去。有工作的不要紧，没工作就形成贫民窟，产生很多社会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路。
　　我们的农村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农民双向流动就业的机制。城里有就业机会，他可以到城里来打工挣钱，城里没有挣钱的机会了，或者农忙了，他就回乡下种地。在我国现在的国情下，要把所有的人包括农民，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还做不到，对于农民来说，有一块承包地，就有了基本的社会保障。有人主张让农民把地卖了进城，这样他就有资本了。但如果他把钱花完后仍是没有住房、没有工作，那找谁呀？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
　　其实,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家庭经营的，因为农业的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农业经营的最佳状态就是家庭。当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是允许土地使用权流动的。但我觉得有三个问题值得重视：一是土地承包到户了，谁能决定它流动还是不流动，是农户决定还是干部决定？第二，流动的过程、程序是什么样的？第三，流动之后提高了生产率，这个好处归谁？宪法的规定是，农村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但现在在土地问题上，有些乡村与农民争利的倾向太严重。必须看到，数量如此巨大的农民在实现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只有坚持稳定农村的土地制度，才能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